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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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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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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沉重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且与中共及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毋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月13日，在商谈潼关、平凉军事部署等问题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联名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了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
但是，当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完全相反时，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月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
也许是考虑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有可能内外有别，1936年12月17日晨，张学良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又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有何意见：“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日，中共中央给张学良回电：“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在与周恩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张学良掏出苏联的《消息报》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居，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竞也持反对态度。
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蒋介石也猜到张学良的心理活动。就在12月12日兵谏后，蒋介石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有一场争论。张学良说要把蒋介石“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人民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蒋介石则怒气冲冲地斥责说：“尔妄想国民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后来的事实表明，蒋介石言中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希望被人理解，却得不到理解。张学良心碎了，与中共配合行动的决心动摇了。为了表明心迹，他仓促行动了，其结果不仅造成自身失去自由，而且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也崩溃了。张学良的这一变化，苏联新闻舆论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对整个世界来说，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很明显，这是一场中国的危机，它迫切要求人们作洞悉内情报道。”这就是西安事变时期的国际新闻舆论。然而，舆论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当人们在社会中结成多方位的相互联系时，就会对共同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并逐渐形成相近的言行。国际新闻舆论方面，无论是欧美的新闻舆论还是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们虽然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后果，但是它们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又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虽然国际新闻舆论的干预并不能直接代行有关决策当局之职责，但是它们毕竟可以通过某种力量和压力的形式，使有关各方的言行有所约束和顾忌。作为卷入西安事变的各方来讲，国际舆论的作用和影响在不同程度都体现了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后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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