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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时间:2009-7-24 13:44:37  来源:不详
电中共中央:“我们很怀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不能让她充当共产党的委托人,必须在报刊上批评她的所作所为。”
  当然,不论是莫斯科的广播,还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的文章,都坚持要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其出发点和欧美新闻舆论类似,就如《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反应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36年12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以特急电报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命他立即向中国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或外交部长张群声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立场。电报说:“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 负任何责任。”“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对此极表惊诧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类诬蔑谣言的传播。”12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中国政府禁止报纸登载真理报、消息报社评及塔斯社否认日本谣言之声明,表示中国政府疑虑苏联与张学良有关,此种猜疑,实不友谊。”他还认为,苏联能帮助南京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中国的报刊上刊登有关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以便让中共知道。12月19日,苏联驻华代办皮礼瓦声明:“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苏联和共产国际新闻舆论的不实报道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西方进步人士也痛心不已:它们“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变成反对中国红军。在西安,这将超出任何人的理解力。法西斯分子将会高兴”。有些西方人士还到北平苏联驻华大使馆,试图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斯诺也专门找过塔斯社驻京负责人,将有关真相告诉他。莫斯科新闻界的反应也使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他反复地说:“我不理解,他们看过我所有的报告,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呢?”斯诺评述道:“《消息报》和《真理报》正式推卸责任、谴责张学良和赞美蒋介石还不算,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这种谣言同事变大相径庭,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想出这一招,因为怕人嘲笑。”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说:“苏联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是一种不幸。这表明苏联人民没有得到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世界上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南京、东京、柏林、罗马——开始攻击苏联,说他们对双十二爆发不无关系。那么这种新闻全不可靠。苏联除了攻击此次运动,他是不能够否认这点的,这真糟糕透了。但是,你要知道苏联的群众是诚心诚意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苏联的新闻舆论,对事变各方作用最大、影响最大,而且错综复杂。孔祥熙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之后,觉得苏联“并不认张、杨为与党,而反斥其汉奸,不认其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知道西安事变不会酿成“国际战争”,南京政府可以致力于内部对付张、杨,“军事之压迫,政治之孤立,与情感之维系”,三管齐下。1936年12月17日,孔祥熙在劝说张学良的同一封电报中就说:西安事变,“欧美各国舆论,无不一致斥责。英文《泰晤士报》,想兄处当经阅悉。日前苏俄舆论,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此举,皆持反对”。胡适也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搞西安事变,“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苏联的新闻舆论对南京政府来说太重要了,也太需要了。难怪后来张群对苏联使节说,《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给南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1937年4月3日,不顾在事变中受到的腰伤,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刚返回中国的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自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宣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凯丰参与了对西安事变决策的全过程,他曾在1936年12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真理报》所说的,对中共中央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使我们着重地顾到整个的利益,同时也不放弃局部的利益。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陕北安全的影响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所属支部的中共只有执行和配合一个选项。
  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对张学良的打击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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