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愤怒的土地 丧葬的行列——浅论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人民性 |
 |
时间：2009-7-24 13:44:38 来源：不详
|
|
|
悲剧的中国演出着中国的悲剧”。帝国主义的炮舰、传教士、商人潮水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在变成世界市场之前先变成其“世界屠场”了。资源的恶性掠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严重威胁着宁海县人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淹没在宗法制度虚伪的温情之中的人性恶进一步膨胀起来。“蚯蚓”、“蚂蚁”似的在土地里挣扎的劳动人民逐渐感到“双重的锁链，在他们身上越缚越紧”，在教会的巧取豪夺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制下，痛苦地呻吟着的底层百姓的原始的灵魂和野兽似的本能“愤怒地咆哮起来了”。虚伪的朱神父在骗取信任、竖立权威之后，逐渐露出马脚来，在金钱、权力、欲望的腐蚀中，人性逐渐异化，并将复仇的剑“插在自己同命运的朋友、兄弟、姐妹身上！”而起义的农民也沉醉于疯狂的杀人游戏之中，人性堕落为残暴的兽性。作者悲伤地发现“这社会机构的微妙，就在于能使被压迫者弄混目标、自相残杀”。他在讴歌莽秀才王锡彤一次次为民解忧、代民受罪、替民除害等英雄业绩时，也透视到传统文化的双面刃在他心中划下的累累伤痕。这位晚清有良知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代表身上倾注了巴人及其二哥的文化人格[4]。可是秀才爷的良心虽与日月齐辉，但其组织协调和调兵遣将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这支纪律松散、纲领不明、用人失当、迷信盲从的军队注定走向绝路。作者对现实的大胆批判都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悲悯以及对中国历史向何处去的沉痛忧思。 再次，《莽》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上。巴人曾引赫尔岑的话赞美果戈理对乌克兰风俗的描绘。并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中指出，“新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的作风与气派，显然是向‘全盘西化’方面突进了。这造成新文学与大众隔离的现象。”为此，他特别拥护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提法。“气派”是指民族的特性，“作风”是指民族的情调。《莽》对胡二爷投机钻营的揶揄嘲讽、对大里村赌场骑士们的烘托渲染、以及对傻大姐和王锡彤女人豪爽性格的推重，对劫狱、起义等过程中大里村人敢作敢当的品格的由衷赞许，都与叙述者的民间立场分不开，所以其美学趣味主要（下转第149页）（上接第121页）是劳动人民追求的粗犷豪放或沉郁悲壮之美。《莽》中，粗野放荡的民歌、王锡彤闹学、“乡村俱乐部”、黄岩阿三及王飞虎的生存方式被认为是义气、正直和郁勃生命力的象征，对春耕时分农民忘情的劳作、三四月间农民对土地充满的希望、大旱之际焦渴的心地以及山洪爆发时的惊恐与悲恸的描写背后，是一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良心。
综上，《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经典。灌注其间的人民性思想精华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巴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继承了关注底层和韧性战斗的鲁迅传统，精研细读马列主原著并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思考。反观当前文学疏离和背弃人民性而陷入的尴尬境地，《莽秀才造反记》或许预示着走出困境的契机与出路。
参考文献
[1]戴光中.对于农民起义的卓异思考——评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4）．
[2]权绘锦.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J].重庆社会科学，2005，（5）．
[3]陈思广.战争观·历史观·审美观——当代战争小说研究的三个要素[J].当代文坛，2007，（1）．
[4]王欣荣.王任叔(巴人)的文化人格[J].东岳论丛，2001，（5）.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