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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逻辑与内涵价值的科学——超循环理论及其哲学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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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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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循此新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10] 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共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11]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邵雍说：“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3]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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