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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这虽比同时代的地心体系少了一些，但也没有什么数量级上的差别。
还应该指出，“简洁”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据，因为它暗含着“自然规律是简洁的”这样一个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先验的观念。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排除自然规律不简洁的可能性。
这里要讨论的第三个判据，则是古今中外的天文学家几乎一致接受、并且最为重视的，这就是：“由理论推算出来的天象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吻合”。这个判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字来表述：“密”，即理论推算与实际两者间吻合的密切程度。其反义词则用“疏”。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判据，对哥白尼体系大为不利，却对第谷体系极为有利。
那时欧洲的天文学家通常都根据自己所采用的理论体系推算出星历表并出版刊行。这种表给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任意时刻的位置(或者据表作一些计算后可以得到这些位置)，以及其他一些天象的时刻和方位。天文学界的同行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测来检验这些星历表的准确程度，从而评论其所据体系的优劣。哥白尼的原始星历表在他逝世后由E．Reinhold加以修订和增补之后发表(Tabulae Prutenicae，1551)，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确度还达不到角分的数量级。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对“密”的要求可以说是很低的，他曾对弟子Rheticus表示：若理论与实测之间的误差不大于10'，他即满意。(⑧P．128)不管怎么说，与1588年问世的第谷体系相比，哥白尼体系的精确程度确实是大为逊色的。第谷生前即以擅长观测享有国际盛誉，其精度前无古人。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黄经误差小于2'他给出的太阳运动表误差不超过20”，而在此之前的各种太阳运动表，包括哥白尼的在内，误差都有15'-20'之多!⑨行星方面的对比也极为强烈，直到1600年左右，根据哥白尼理论编算的行星运动表仍有4°—5°的巨大误差。显然，从“密”这一判据来看，第谷体系明显地优于哥白尼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学者赞成第谷体系的主要客观依据。
与我们所论问题有关的还有第四个判据，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天文学开始一脉相传，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判据，即“对新观测到的天象的解释能力”。一种理论体系(或模型)能解释其自身形成之前已知的观测天象是很自然的，因为模型的构造者正是根据当时已知的各种天象来构造模型的；但在模型诞生之后才被发现的新天象，则能对此前的各种模型构成严峻的考验，对这些新天象的解释能力越强，该模型的生命力也就越持久。
1610年，伽利略发表他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所获得的新发现(Sidereus Nuntius)，造成巨大轰动。这些新天象对当时各家天文体系形成了天文学史上少有的严峻考验。当时的天文体系主要是如下四家:
1． 1543年问世的哥白尼日心体系。
2． 1588年问世的第谷准地心体系。
3． 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托勒密地心体系。
4． 仍然维持着罗马教会官方哲学中“标准天文学”地位的亚里士多德水晶球体系。⑩
伽利略的新发现则可归纳为六点：
1.木星有卫星；2．金星有位相；3．太阳黑子；4．银河由众星组成；5．月面有山峰；6．土星为三体(实际上是由光环造成的视觉形象)。
后面四点与日心地心之争没有直接关系(但三、五两点对亚里士多德水晶球体系是沉重打击)，木卫的发现虽然为哥白尼体系中把地球作为行星这一点提供了一个旁证，因为按哥白尼学说，地球也有一颗卫星——月亮，但这毕竟只是出于联想和类比，并无逻辑上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是金星位相。
金星位相的发现对托勒密地心体系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地心体系不可能解释这一天象。但它对哥白尼日心体系却是一曲响亮的凯歌，因为金星位相正是哥白尼体系的演绎结论之一。然而，这曲凯歌却同样也属于第谷的准地心体系，第谷体系也能够圆满地解释金星位相。换言之，第谷体系也同样能演绎出金星有位相这一结论。
所以在这第四个判据之前，第谷体系也能够与哥白尼体系平分秋色。 四、与“中法”的比较
在以第谷体系为基础的巨著《崇祯历书》修撰前后，除了汤若望等耶稣会天文学家能够运用“西法”之外，徐光启、李天经等中国学者也接受并很好地掌握了“西法”——以第谷天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天文学方法。徐光启作为“西法”的“护法神将”，奇迹般地击退了保守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终于使《崇祯历书》得以修成。徐光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保守派与西方天文学在优劣判据上的共同语言。
保守派们对于“西法”将要取代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这一点，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无论他们对“西法”如何反感、排拒，他们却始终如一地同意采用本文上一节所讨论的第三项判据，即以“密”与“疏”来定优劣。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和对手一起去作实测检验，以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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