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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较量“西法”与“中法”之间的胜负。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清代，南怀仁(F．Verbiest)与保守派最后一名斗士杨光先之间的公案，仍是在观象台上定下了胜负的。保守派们似乎从未想到采取“釜底抽薪”之术——提出要用另外一种判据来定优劣。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并不算违反了自然科学争论中的“比赛规则”。而由于判据上与对手一致同意以“密”与“疏”定优劣，保守派在这场“中西之战”中就不得不以己之短去击敌之长了。
笔者在《明史·历志》中发现了八条当时两派较量优劣的具体记录。⑾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论预先推算出天象的时刻、方位等，然后通过实测看谁“疏”谁“密”。据笔者见闻所及，这八条记载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惟一现存的直接材料。内容涉及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三方面。兹按年代先后考述如次：
1629年日食。“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当时钦天监官员继续使用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钦天监中又设有“回回科”，使用伊斯兰历法推算天象，与《大统历》参照使用。由于用传统方法预报不准，钦天监官员受到皇帝的申斥。
1631年月食。“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启预推分秒时刻方位。……已而四川报冷守中所推月食实差二时，而新法密合。”当时巡按四川御史马如蛟“荐资县诸生冷守中精历学，以所呈历书送局，光启力驳其谬”。
1634年木星运动。“天经预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言闰八月二十四，木犯积尸气。……而文魁则言天经所报木星犯积尸不合。……天经又推木星退行、顺行，两经鬼宿，其度分晷刻，已而皆验。于是文魁说绌。”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
1635年水星、木星运动。“天经推水星伏见及木星所在之度，皆与大统各殊，而新法为合。”
1635年木星、火星、月亮位置。李天经“又推八月二十七日寅正立刻，木、火、月三曜同在张六度；而大统推木在张四度，火、月张三度。至期，果同在张六度”。
1636年月食。“九年正月十五日辛酉晓望月食。天经及大统、回回、东局各预推亏圆食甚分秒时刻。天经恐至期云掩难见，乃按里差推河南、山西所见时刻，奏遣官分行测验。其日，天经与罗雅谷(Jacobus Rho)、汤若望、大理评事王应遴、礼臣李焻及监局守登、文魁等赴台测验，帷天经所推独合。已而河南报尽合原推。”不难看出，这是当时“言历四家”的一次重要较量，规模很大，事先准备也很周密。
1637年日食。“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经等预推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大统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东局所推止游气侵光三十余秒。而食时推验，惟天经为密”。
1643年日食。“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这里“测又独验”者仍是李天经。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八次较量的结果是八比零——“中法”全军覆没。第谷天文体系通过这些较量确立了对“中法”的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
会不会由于《明史·历志》的作者出于对“西法”的偏爱，将结果对“西法”不利的较量及其记录刊落了呢?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明史》成于1679--1739年间，正是“西学中源”说甚嚣尘上的时候，整个氛围倒是对“中法”十分偏爱⑿，如果有对“中法”有利的记载，一般来说至少不会被有意刊落。
第谷体系所代表的“西法”对“中法”的优越地位，虽然使许多中国人士在感情上难以坦然接受，却也使一些中国天文学家心悦诚服。这很可能是由于天文学家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更容易被“西法”的证据所说服。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历史文件可以为我们提供生动的例证。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⑩，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最终使他们折服的仍是“西法”之“密”。最后他们对“西法”作出的评价是：“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五、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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