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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第谷天文体系在欧洲仍被认为足以与哥白尼体系一争长短。
在“简洁”、“密”、“解释新天象”这三个有效判据面前，第谷体系在“简洁”上逊于哥白尼体系，在“解释新天象”上与后者平分秋色，而在“密”方面大大超过后者。
第谷天文体系也明显由于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当时的中国天文家几乎一致同意以“密”作判据来定优劣。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问题上来了。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天文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帮助传教，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从这一点出发，并不能逻辑地推断出耶稣会士必定要“阻挠”中国人接收哥白尼体系、必定要把“陈旧落后”的东西塞给中国人这样的结论。耶稣会士既想通过传播西方天文学来帮助传教，他们当然必须向中国人显示西方天文学的优越性，这样才能获得中国人的钦敬和好感。那么，他们只能、而且必须拿出在中国人也同意使用的判据之下为优的东西，才能取得成功。这种东西在当时不是别的，只能是第谷天文体系。这同时也有助于说明耶稣会士们为何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如果他们真的采用哥白尼体系，“西法”就不会有八比零的大获全胜，就很难得到周胤这类中国天文学家的“中心折服”。如果在精度问题上败于“中法”，那西法就几乎不可能在最终取代“中法”，耶稣会士的“通天捷径”也就走不通了。当然，耶稣会士在当时不采用哥白尼体系，还有包括宗教神学等方面的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将在另文中详加探讨。
参考文献
(1) 江晓原：《中国古代历法与星占术——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大自然探索》1988(3)。
(2) 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中国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20页，中华书局，1983。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江晓原：《第谷天文学说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东方>》，《大自然探索》1987(4)。
(6) Copernicus，Commentariolus，see E．Rosen：3 Copernican Treatises，Dover，1959，P．58．
(7)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M．Swerdlow，O．Neugebauer，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s De Revolutionibus，Springer-Verlag，1984，P·572。
(8) 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A．Berry，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New York，1961，P·89。
(9) J.L．E．Dreyer，Tycho Brahe，Edinburgh，1890，P·346．P．334．
(10)关于亚里士多德水晶球体系及其与托勒密天文学之关系，历来误解甚多，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4)。
(11)《明史·历志一》，收入《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第十册，中华书局，1975。以下引文皆出此。
(12) 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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