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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的落后的目的。于是，“先前阔”的结论也就蕴于其中了。
二、圣教同源法
鲁迅先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4]
这种“圣教同源”的考订方法是形成“先前阔”意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719年，英使马戈尔尼曾经带来一种“自来火”（安全火柴），它使一些缺乏见识的中国人惊异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在把这个小巧的发明叫做“洋火”。可是，居然有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证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早在北宋年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火柴。这种圣教同源的考据并不可靠，但是，很容易强化“先前阔”的意念。
三、关门见喜法
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开门见喜”。可是，要使自己处在“先前阔”的地位上，就只好“关门见喜”了。否则，一切至高无上的头衔、令人咋舍的荣誉、旷世空前的伟大成就之类，只要大门一开，也就未必可喜可风、可圈可点了。
孔子的名声在欧洲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鼻祖。他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一篇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著作权可以无可争议地归于这位“孔圣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这位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和论文，也没有什么科学建树和理论建树的游说教师，仅仅因为他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恢复周朝的道德传统（“克己复礼”）而成了“大成至圣先师”，并被尊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近10几年来，他还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授勋。这个被毫无根据的追授并鼓噪起来荣誉，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努力白费了。“万代师表”尚且可以不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这就难怪我们的大款、大腕和大官们可以自由地捞取“教授”和“院士”的头衔了。
实在地说，欧洲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孔子之前，曾经叹服过他的名声。但是，当《论语》之类的著作传入欧洲以后，孔子的声望反倒大降。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阅读了德文、法文和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之后，曾经这样评价过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5]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没有让学者“开门见喜”的现实条件。于是，大家都十分自信地热衷于“关门见喜”。
凡此种种，使得“先前阔”成了中国社会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
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审视科技史项目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面，要摆脱“先前阔”的文化阴影，首先应该解决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理论上讲，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历史。不属于科学技术的东西不应该写入科技史，尤其不应该将本不符合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标准的东西肆意拔高。这个看似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则，在我们日常的科技史教学和研究中却很难贯彻。于是，我国出版的不少中国科技史专门著作和论文，竟然被写成了“没有科学的科学史”和“不尊重科学的科学史”。典型的例子有，一位没有做出过任何发明的宋应星，仅仅因为他写作了《天工开物》，居然被写成了“伟大的发明家”；连球形大地概念（更不用说太阳系概念）都没有的沈括，居然被夸大到了“哥白尼式的科学家”的地步。从意识形态层面上说，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它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项目审视问题。中国古代科技史之所以被误读成了“先前阔”的历史，就是因为人们在进行科技史研究中，没有按照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标准对载入科技史的项目进行认真而客观的审视。
希腊哲学家在摆脱神秘主义思想束缚的努力中，创造了两种至今有效的科学规范，从而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种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完全形式推理规范”，后人亦称之为“几何学规范”或“几何学传统”，它要求人们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建立在严格形式化推理的基础上。另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果律规范”或“因果律传统”。它要求任何一种自认为科学的认识，必须清楚地阐明事物存在和演化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因果关系不明确的认识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科学认识都可以归为这两种规范中的一种。否则，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的。既然所有的科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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