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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逻辑上不充分的发现应该让位于逻辑上充分的发现。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断定，中国古代把磁石磨成的磁针（compass）命名为“指南针”(south-directing needle)是相当武断的。事实上，我国古代先民在进行这样的命名之前，并没有充分证明过这种磁针是否具有普遍指南的特性，更没有地理极和地磁极的严格区分。指南针的严格意义是指向地磁极而不是指向地理极。众所周知，地球的磁极是移动的。当前的地球磁北极已经往西偏离了地理南极2550千米。按照现在的地磁极偏移量，在靠近南极的西径180º30ˊ北纬86º30ˊ地带测量，磁针将出现北偏东84º 30ˊ的偏移量 ，即非常接近正东方向。可见，在没有区分地理极与地磁极之前，把磁针命名为“指南针”容易误导读者。
我们应该客观地指出，第一个证明磁针在地球表面具有普遍极指性的科学家，是法国的佩里格里鲁斯（Petrus Peregrinus，又名Pierre de Maricourt，1240－？）。他于1269年将天然磁石磨成球形模拟具有磁极性的球形大地，然后用它来吸附铁磁针，发现了铁磁针沿着球的径线方向有规律的排列。这个发现证明了铁磁针普遍地指向地球磁极的特性。这显然是关于地球的磁极性与铁磁针的磁极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普遍也最科学的一次证明活动，是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发现。我国的科技史出版物，舍佩里格里鲁斯的实验而拔高沈括的记载，在造成“先前阔”意念的同时，破坏了尊重科学的基本精神。严肃的科技史家不应该让这种不尊重科学的风气继续下去。
关于技术史：
技术史的项目入选应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1、明确的技术知识权属。
比如，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是一种纯粹的经验冒险，并不能认为这个实验揭示了避雷针的原理。从严格的知识形态上分析，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不具备关于避雷针发明的知识特征。因此，技术史家没有理由把发明避雷针技术的知识产权归于富兰克林。
2、可靠的技术原理。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被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地动（不一定是地震），用它来测量地震则明显不是一项原理上可靠的技术。人类关于地震测量的技术史，也没有按照地动仪的设计思想发展下去。因此，科技史把地动仪作为经验摸索的例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认为它在科技史上占有什么位置。
3、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技术规范。
尽管造纸技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基本造纸技术规范，包括打浆和漂白，依然是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的延伸。因此，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在技术史上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与之相比较，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则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规范。它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大致可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相当，完全不能与德国发明家符藤堡发明的铸活字印刷技术相媲美。后者所创造的印刷技术，形成了一种技术规范，包括铸字、排版、版面美化和装帧，其中铸字、排版技术一直延续到了电脑排版之前，它的书籍装帧技术则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这些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把中国古代科技史解读为“先前阔”的历史是不充分的。
科技史的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不是一个“先前阔”的历史，通过国际比较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判断出来。
但是，笔者并不赞成以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进行科技史的国际比较。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疆域和政体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的中国并不就是古代的中国。现在的“大中华”是以“大清朝”的地理概念为基础的，从前的“大中华”概念则不是这个样子。此外，如果蒙古国以1310年前后的蒙古帝国来写一部蒙古国历史教科书的话，以欧洲为主的金帐汗国，以西亚为主的察合台汗国，以两河流域为主的伊尔汗国，再加上东亚和东北亚为主的大汗领地，这个国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世界史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先前阔”，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它既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抹黑，也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涂脂抹粉。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否则，历史就是可以被随意捏造的变形金刚了。
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被公认为一种纯粹而又顽强自守的文明。若对这种文明进行更详细的国际比较，它似乎还是一种发育得比较晚，而且一直处在相当落后地位的一种文明。这一判断可能与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这些观点源于我国历史研究的封闭性）形成了某种冲突。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判断。
1、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文化比中国的裴李岗文化早1500年。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文化还是十分落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在约旦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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