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过去了，历史事件再也不能复返了，后人再也无法置身其中“亲口尝一尝”、再也无法亲历了。怎样才能把握历史真实呢?史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探索。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两大流脉。胡适、傅斯年大力提倡实证主义，他们甚至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想要使历史学成为与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严密的科学门类。与之相反，另一些历史学家，则采纳狄尔泰、克罗齐等人的历史主义，主张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重视历史学家的“理性的直觉”。有些历史学家，把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叫做“历史1”，把历来对历史的记载叫做“历史2”。他们认为，要认识历史，不 能被“历史2”牵着鼻子走，而要努力凭借自己的研究去接近“历史1”。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外在的世界;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则是人类的内在精神。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派各行一途，各有其深刻的片面性，两者互相矫正、互相补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推进和加深人们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认识。陈寅恪被人看作史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就是这位史学家也说过:对于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同时他也指出，“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③ 。很显然，他强调了解的同情，强调内在视角，也就是强调史家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认识论和价值论统一在一起。马克思把认识活动看作主客体之间双向建构过程，犹如钢片擦击燧石而起火，火既不在钢片里，也不在燧石里，而是一定温度下燧石、钢片、氧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④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这样，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结合的双向的建构过程。

如果历史学家尚且如此重视主体的作用，文艺家就更不待言。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比之历史著作中的“历史真实”，包含更多主体建构的成份。历史题材文艺作者的才华，集中地表现在充分发挥了解之同情而又不落穿凿附会、戏说影射的陷阱。这正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就是一位拥有卓越的“了解之同情”能力的大作家。他写历史人物，常常“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以超人的见识和体认能力、推想能力，把前代史籍如《战国策》、《国语》作者笔下的梗概记述，把故老口头传闻中的粗线条的故事，铺排成纤毫毕现的场景。这也引起过许多人的指责。明清以来不少学者都曾对“鸿门宴”的描写提出质疑，认为在范增的严密防范之下，刘邦与樊哙不可能从楚军营地轻易脱身，并提出“太史公好奇”之论 ⑤ 。然而“鸿门宴”把几个历史人物写活了，写出了当时的军事和政治情势，解释了楚汉相争优势劣势转换的契机，至今仍然是读者最喜爱的篇章。一方面，后世的地下发掘反复证实《史记》是可靠的信史，另一方面，《史记》的不少描写出于司马迁的艺术想象，这两方面都是《史记》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四库全书载乾隆皇帝《读〈史〉〈汉〉书有感》诗说:“两人促膝语，彼此不浅露。所语竟谁传，而史以为据”?他的解释是:“此皆非常人，卓识有别具”。他认为，在这点上，班固不如司马迁，后人又不如班固。历史主义的史学，认为历史研究主要不是依赖搜录、排比、归纳既有的材料，而还要靠理解、移情、推想，在这一点上，与我国史学传统是有相通之处的。柯林武德说，自然界发生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人类历史的过程却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由思想的过程构成的内在方面。历史学家所要探寻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他们怎样寻求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把自己想入事物之中，使它的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而领会事物的个体性” ⑥ 。二十四史的后二十史不如前四史，前四史中后三史不如《史记》，就其作为历史著作的价值而言是如此，就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言更是如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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