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的政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窳败，世风靡敝，终于沦为列强争夺的半殖民地，留下的是屈辱和血泪。被文艺家选作主人公的张居正、洪秀全、张之洞和孙中山等人物，各有其强国之梦，他们的作为和遭遇、功绩或教训，对正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们不会没有吸引力。所以，我国近年的历史文艺创作的迅速发展，是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一体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趋向密切相关的。文艺家和读者、观众之回首既往，主要并不是因为闲坐无事发思古之幽情，而正是回应当前。十多年来，历史题材文艺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大多数，把价值论的取向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是一个事实，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人们热心关注的不是已经死去的历史，而是依然活着的历史，是还在对现实发生正面或负面作用的历史。不少历史题材文艺的作者对此有坦率的陈述，例如，唐浩明说:“晚清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关联最大的一个时期，因为有晚清的剧变，才有今日中国之选择。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实意义最强，最值得思想家思索，历史学家去总结，小说家去表现，老百姓去回顾”。唐浩明在《张之洞》写作过程中给自己提出的课题是:探索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的国情和民族心理。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步履维艰 ① ?熊召政说，他之所以积十年之功来写被忘记了的张居正，是因为“选取这样一个人物并围绕他来描写400多年前的那一场改革，对于今日在进行中的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② 。这几部小说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其中包括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干部，成为这些小说热心读者，也是站在今朝回看昨日，转从昨日思考今朝。人们需要历史文艺，是要借它们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助力和参照。面对这样的作品，文学评论首先的和主要的是应该分析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总结的正当性、正确性，还是应该首先从细节上考较作品与史料的符合度呢?
价值论的取向与认识论取向并不是对立的，不是注定要割裂的。相反，它们应该统一，既然是立足今天而向历史发问，期望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就需要真切地深入地了解历史。突出价值论视角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 史实，相反，它对作者在历史资料的准备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今天负责的作者也应该对历史负责。人们之所以对某些“戏说”的作品，对那些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妄意编造的作品付之一哂，不仅是由于它们缺乏严谨的求真态度，更由于它们缺乏严肃的价值立场。历史文艺的作者倘若不严肃对待历史，读者大约也很难严肃对待他的作品。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无论是早先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是较近的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凌力的《少年天子》、《梦断关河》，熊召政的《张居正》，作者都是在史料的搜集、钻研上下了大气力的。他们都曾得到历史学家的良好评价。历史文艺不能回避对历史与艺术关系的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历史题材文艺美学中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大问题。以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关系来说，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作者的价值取向起到导航作用，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起到支撑作用。没有明确正当的价值观引路，他的创作是盲目的;没有可靠的历史事实支撑，他的创作是跛足的。两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里有一点有时被人们所忽略，就是“历史事实”无论作为一个历史科学的概念，或是作为文艺美学的概念，人们的理解都存在着歧义。历史，有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人们对历史的书写，包括为世人所尊崇的历史书，不等于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中国的史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官修的，其中不少是后一王朝为了总结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前一王朝所作的回顾。至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也是各个作者从各自观察角度和各自价值观出发的对历史的描述。它们都是对历史的主观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不是第一性的。我们判断今天的历史文艺作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当然会要以史书为参照，比如，以张廷玉主持撰修的《明史》为参照评论小说《张居正》，以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为参照评论小说《少年天子》。不过，这样做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一般地说，不宜要求历史文艺作品忠于这些史书。谨依二十四史来写各个朝代，并不是小说家好的选择。古人所说“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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