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电视剧，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著作，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和历史著作中的 历史真实，也还是可以有区别，也还是应该有区别的。什么是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真实呢?这是需要讨论的大问题。我以为，它至少应该包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对历史环境的再现和各种细节的真实这三个方面。最后一点最容易引起认真的评论者，尤其是谙熟历史资料的评论者的注意。有人提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史实的真确胜过一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并没有大小之别”。在历史文学写作中，为了细节真实，“即便因此削弱了文学的魅力，似也应当在所不惜” ⑦ 。这个看法颇需商榷。历史题材文艺无疑应该重视细节的真实性，力求避免历史常识错误。了解小说写作规律的人都知道，比较而言，编故事还要容易一点，逼真的细节描写则要难得多。历史文艺的许多细节，涉及礼仪、职官、服饰、陈设、酒馔、建筑等等，没有广积博采，没有丰厚的间接和直接的经验的配合，是难以凭空虚拟的。细节的真实可以把读者引入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某个细节的失真，有的时候可能使读者、观众对作品的认同片刻之间幻灭。譬如说，描写宋代生活的电视剧，店铺招牌上却用现今的简化字，岂不是叫观众啼笑皆非吗?但是，强调细节真实是为了达到总体真实的目标，也是为了达到增强作品感染力的目标，怎么能用牺牲艺术生动性为代价呢!相反，如果富有审美魅力的细节在个别方面而不是在基本方面与历史的实际不尽吻合，甚至给思想内容带来瑕疵，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可以给与宽容。还原主义，丝毫不差地再现历史场景，是不可能严格执行的。历史学家、文物专家，对许多细节也并不敢说全都能够精确把握，怎么能过分苛求于文艺家呢?艺术家需要的是“能事不受相促迫”，历史小说的作者，在创作中的时时刻刻提防细节的微小的差错，那种心态下就无法意溢情满、挥毫泼墨，无法沉浸在形象思维中间而驰骋想象了。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历史题材剧本《济金根》提意见的时候，说它的台词没有严格遵循韵律规范，认为对话应该改写得生动活泼，他说，那样做，“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⑧ 。恩格斯绝不是轻视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的人，但他又是高度尊重文艺审美特性的行家，他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把艺术形式美的追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个见解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值得我们今天深长思之。我的看法是，细节真实需要注意，但不必刻舟求剑，庶几乎近之，也就可以了。

文艺作品里历史环境的真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传达历史的氛围，就是写古代要像是古代，不可以把古代现代化，把古人写成今天的人物。近年相当一部分历史题材电视剧里，缺乏起码的历史环境的真实感，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进一步说，写唐代要区别于汉代，写清代要区别于宋代，乃至晚唐不同于盛唐，南宋不同于北宋。这里，关键是把握当时的文化形貌、文化模式 ⑨ 。文化形貌和文化模式由许多文化元素组成，例如，风俗是文化形貌的一种成分。陈寅恪讲唐代政治史，开头引朱熹怕说唐代王室“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说这涉及了唐史的“关键之所在”。唐代文化中的性观念、性风俗，与后来宋代、清代大不相同。陈寅恪的著作，在把握文化形貌来叙述历史上给我们很多启示 ⑩ 。熊召政的《张居正》，不多的笔墨点到明代宫廷淫乱之风，从一个侧面再现那个时期的特点，有助于读者对历史环境的感知。就历史题材小说而言，还有很重要也很困难的一点是语言，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语言是文化形貌的重要构成因素，语言随时代而变迁。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只能是用现代的白话，却又要传达几百年前、一两千年前的韵味，实在是不容易。姚雪垠的《李自成》，做得是比较好的。金庸的武 侠小说（他的有些小说多少带些历史文学味道，而《鹿鼎记》的开头部分，则有明显的历史小说性质），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普通人看都没有语言障碍，而又带出“古风”，也属难能可贵。这些作品里都尽量避免碍眼的现代人用词造句的习惯。晚一辈的作家受传统语文训练较少，在这方面有时难免会有力难从心之感。在近期所见诸人之中，我以为，唐浩明和熊召政小说的语言，在点染旧日的时代气息方面，算是差强人意。

体现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高境界，它要求作者把握所写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雨果的《小拿破仑》把历史事变写成主角个人暴力行为，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把政变写成以往历史的必然结果而为人物开脱罪责，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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