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考古学与后两种涵义有关。不同的是：福柯的考古学并不限于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他将近现代的医学、人文科学等都作为考古学的对象；传统考古学寻求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福柯的考古学则注意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和不连续；传统考古学的对象往往是物质的遗物或遗迹，福柯考古学的对象则是知识。”2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了知识考古学方法，《中》就特别注重有关中国思想的文物的运用，特别是新近出土的历史文物。当然，历史学是注重考证的，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新方法以后，《中》中的历史性叙述就与之前的历史性叙述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点在下文还要论述。）

与此同时，总体历史观按照主观性的取舍塑造历史人物，与虚构性的写作相差无几。例如，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是不容置疑的圣贤。而在引入了知识考古学，考察了出土的文物和古代典籍的记载之后，葛先生写到：

“被称为文明开端的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的《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说中理性和文明的圣贤，竟然如此的残忍和谲诡，……”（第一卷《引言》）

这样的结论对于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来说冲击是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一直都在忽略这样的文字记载，而专门作思想研究的学者也绝口不提，他们从总体历史的原则出发，把自己的主观性带入到研究当中，因而，古代的圣贤只是一些被塑造产物，与真实也就相去甚远。而《中》的研究结论虽然对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冲击力，但是却起到一种祛魅的作用。

二

历史事实是一个隐没的在场者，即不能窥见它的全貌，也不能把握它的首尾。它也没有什么起源可言，因为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场域是一个在现实离场的事实，其中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吊诡的是，很多的事实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就生成了有机的联系，由此就有着叙述之魅。所以要使研究的历史事实有着合理性的基础，就不得不引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

知识考古学所引出的历史叙述有着一种祛魅的作用。思想的历程通过表意符号传达出来，那么思想或思想的传达说到底也就是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所缔结的盟约。权力与思想有着依附的关系，同时也有着对立的关系。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者占有真理，与权力合盟。在总体历史观的指导下清理着思想史，得出的结论是思想史是没有断裂的、没有裂缝的。但是，在葛先生的《中》中，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这就导入了葛先生对福柯的谱系学思想的吸收。

福柯的谱系学源于尼采，但与尼采却不完全相同。在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谱系学思想。他指出，“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故而，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切的材料，要求耐心。……他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的展开，它反对起源研究。”3同时，福柯认为历史是断裂的，有裂缝的，而不是延续的。“总之，谱系学一旦除去真理、普遍、必然等的遮蔽，细节和偶然就会闪烁出熠熠光芒。尼采曾在道德的面纱下发现虚伪，在真理的宫殿里发出仇恨，在文明背后发现疯狂……沿着这条路，福柯将解剖刀指向更为隐蔽的领域：疯狂、监狱、性……福柯使我们讶异：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权力的网络中而浑然不觉，我们一直生活在蒙昧在而沾沾自喜。”4谱系学也是一种方法，而我们前面提到，葛先生的《中》是在吸收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而写成的。

正是如此，葛先生特别注意思想史中的权力的真理的相互关系。真理其实是一种话语，话语是一套带有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真理也就成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合谋。在葛先生的《中》里面，权力和真理话语的相互关系就成了思想脉络的主要依据。

在上古思想史，几乎没有异端的思想，真理也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上。他们是统治者，同时也是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真理就与权力形成了同盟。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真理与权力就时时处于分裂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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