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个时代，这种学风差异未必成为那么严厉的学派差异，思想兴趣的不同也还没有营造那么森严的门户辟垒，虽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信仰者常常要清理门户，维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从语词、学理、思路上说起来，朱陆之间，也就是理学与心学之间，本来并没有这么深的鸿沟，理学一脉本来也相当尊重内在的心灵对于真理的自觉认知，朱熹也讲“心即是理”，也承认“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只是他们比较看重对它的限制与规范，比较偏向于知识的积累和细节的体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被限制的实践主体果真慢慢地淹没在浩繁的经典注释中，然而到了明代以后，一批重视笃实践履的儒者渐渐开始突显“心”的意义……”

而王阳明只是把“心”的重要意义更为强烈地突现出来，引起知识世界的重大变化而己。而且王阳明的思想在他的生前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像王阳明在思考之后所服膺的陆九之渊之学，虽然在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尽管王阳明本身也已经以文才武功赢得相当的声誉，但是，这种异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在一开始的势头并不顺利。”这里葛先生强调了王阳明的心学所遇到的困难，而《中》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程朱的学说已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逐渐失无能为力束缚人心的力量。于是王守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宣扬儒家的道德规范是人人心中内在固有的先验意识，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代替程朱学说，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危机。”5

我们来看这段话中的不合情理之处，王阳明虽然是封建阶级内部的，并不能由此推出他的思想也就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而且还“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政治危机”。这些都不复合事实。因为当时王阳明在当时并没有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思想上更是如此，要不然，怎么在王阳明死后几十年才得到官方的承认？而相比之下，葛先生的叙述就要让人信服得多。他说：

“思想史常常把只是思想家的思想悬置起来，成为分析的文本，这当然是由于思想所发生的土壤和思想所进入的生活业已消失，但也常常是因为很多思想家并不注重思想的实现而只是注重思想的提出，这使得思想史无法确定这一思想对真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

所以，才有总体历史观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所得出的历史叙述和结论。

尽管占有的史料相同，但是方法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有些方法就是要求占有大量的史料，而有的只是在一些史料的基础上凭主观的选择，再加上演绎法而引导出结论。在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这部书，不但史料翔实，而且结论也让人信服。知识考古的方法与系谱学的方法相结合，超出了总体的历史观的局限。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扎实的著作，也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著作。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上海第一版。本文所引葛兆光先生的文字，出于该书就不另作注明。

24李晓林：《论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齐鲁学刊》，2001，（2）．

3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46—147）．

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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