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主权，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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