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陶希圣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历史学家，在30年代曾经尊奉辩证唯物史观。他又是社会史大论战中所谓新生命派的首领，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述上与托派及共产国际派有同有异，提出过“混合特殊论”的中国社会史观点。他肯定中国有过奴隶社会阶段，提出秦汉奴隶制，还提出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陶氏史学是考察30年代中国史学及理论思潮的关节点，具有典范的价值。

  【关键词】  陶希圣 新生命 食货 社会史 唯物史观

  知名史家何兹全先生曾经这样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1899～1988），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他是个辩证唯物史观者。他的政治环境和身份，使左派不承认他是，他自己也不敢承认是辩证唯物史观者。”[1]同时，何先生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将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新思潮派，称之为“干部派”[2]。

    何先生的上述说法和提法，值得特别关注。其一，何先生是深受尊敬的史学前辈，又是社会史论战的亲历者，与陶希圣渊源甚深[3]，所言所述自有深意和暗示；其二，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何先生的提法实蕴含若干重大议题，于民国学术史关系綦重，而迄今之学界，对这些议题尚无圆满之研讨。

    这些议题是：陶希圣乃是国民党学者，何以会尊奉辩证唯物史观？而且，此人活跃于史坛，乃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亦即中共政治上遭受重大挫折之时。这个时候，何以辩证唯物史观尚能流走于国民党学者间？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潮流？国民党之一党统治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具有怎样的互动？此种互动又如何影响民国学术之走向？社会史论战在此一走向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诸如此类，可否在陶氏史学之定性中得以映现？笔者以为，上述议题，正可通过陶氏史学之研讨得以显现，因为陶氏史学乃是观察30年代中国史学及理论思潮的关节点，牵一发动全身，具有典范的价值。

一

    陶氏之以辩证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原是30年代的常谈。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社会史大论战即被干部派解说为“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4]，陶氏则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或者说，唯物论在陶希圣那里“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5]。这种定性，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强化，陶希圣之“反马克思主义”属性随之长期成为“定论”，历史之真相亦相应晦暗。所以，前引何兹全先生的讲法，实为一种回归和澄清。

    从30年代的原始文献看，在干部派之外的其他派别眼里，陶希圣的红色身份并不曾被否认。例如陶氏的论敌、托派分子王宜昌就曾说：“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6] 他为此开列的几种代表性著作，即包括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另有陶氏系统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迁》。在王宜昌看来，陶氏正是一位历史唯物论的使用者。

    王宜昌的同党杜畏之则说，陶希圣等人“是第一批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古史的人，从1928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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