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个缺乏统一性的思想混乱的党。此种混乱状态，由蒋介石的清共而加剧，由大革命之失败而达于极致[23]。其基本状况，恰如罗隆基所说：“三民主义是官家的五经四书，共产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动摇其毫末的。”[24]而在与桂系的争斗中，蒋介石打着统一中国、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与对方相互指责“促进共产主义的发展”[25]，亦可见第三国际思想的流风所被。

    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思想的多重混乱状态下，一方面，蒋介石试图“在一定时期内，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26]，要对不退出共产党不“皈依三民主义”的青年给以“最严厉的处分”[27]，对宣传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予以查禁[28]。另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学习马列[29]。相应地，不但陶希圣尊奉唯物史观，已经摇身成为新右派的戴季陶，也承继着大革命时期的惯性，对马克思主义予以部分肯定[30]，至于据说出身于AB团的国民党员王礼锡[31]，更是宣讲辩证唯物史观不遗余力。

    思想混乱是一种过渡性的状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二者在时间中互动，具有波段性。就30年代前期来讲，大革命的遗传因素发挥着基本作用。所以李初黎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直到华北事变前，新文化运动依然“承继着大革命的传统，使它继续向前发展。”[32]陶希圣则说：“民国17年，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13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33]同时，大革命失败造成理论反弹，进一步强化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角度的省思，故李初黎又说，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中发生彷徨、动摇、颓废和幻灭，没有批判现实的武器，导致一部分人“提倡了辩证唯物论的新世界观”。这一点，所有论述社会史论战的文字，均异口同声。

    陶希圣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中，可谓应时而发。他的改组派政治身份，更强化了他尊奉唯物史观的思想状态和学术样式。

    据陶自己讲，1928年12月，他加入国民党改组同志会[34]。加入改组派对陶希圣所造成的影响，可从何兹全先生的改组派生涯中得到映现。何先生说：“我在改组派中虽然未参加过什么实际政治活动，但对我一生的生活甚至作学问的学术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35]

    反过来看，陶之所以加入改组派，而没有投身于蒋介石，又是其预设的思想感情及知识结构使然。我们知道，国共决裂前，改组派曾被视为国民党中的马克思主义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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