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希圣乃至新生命派的中国史观，看上去颇为庞杂，其实不过在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混和型的特殊社会。他们没有采用“特殊社会”这一概念，也没有概括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公式,但实际论述，却处处在说明中国的特殊性。甚至他们不拿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出来，也是为表明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到底“特殊”在哪里呢？新生命派各有侧重，或曰“变化了的封建社会”，或曰“商业资本社会”，或曰“过渡社会”，等等。“封建社会”，却“变化了”；“社会”却处在“过渡”中，是为“特殊”。其中，“商业资本”是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在当时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种特殊国情论、特殊国家论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却不把中国完全纳入第三国际所设计和践行的世界统一性运动当中去。它与共产国际派史家的分歧，就在于一个强调世界模式的统一性，一个强调不同国家的特殊性。

    因为强调特殊性，所以在某些历史因素的认定上，反而与共产国际派史家一致。反过来讲，托派也从统一性普遍性的前提出发的，但因为它给这种统一性普遍性赋予另一种性质，所以与共产国际派史家对立得严重。在思想史上，对立模式间的争斗往往大于思想差异间的扭打，就像两个男人的打斗总是激烈于男女之间一样。

    把握了这个总特点，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看清陶希圣的史学系统。甚至可以说，他与共产国际派史家在任何观点上都有一致性，同时在任何观点上都不同。

    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认为，一方面，是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领主或地主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是封建势力（封建要素、封建现象）、宗法势力、契约地主以及人身隶属关系还都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叫它“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也行，叫它“转化中的民生主义社会”也行，叫它“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也行，叫它“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劳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也行。在强调封建性上，他接近中共；在强调商业资本上，他接近托派。在对商业资本的定位上，他又反对托派而接近中共。这就是所谓“混和特殊论”。

    这个模式中最值得关注的，也是当时争论最激烈因而成为焦点的，是如何给“封建”定性，以及如何给“封建”划定一个时段。

    斯大林、布哈林认为，中国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后来，这个观点经新思潮派之手而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而陶希圣，既曾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也曾指出中国是半封建。前者，早有学者予以拈出[95]。后者，他1928年明确写道：“80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96]他指出前者，并不新鲜，因为那是国民党认可的许多人都公认的看法。他指出后者，却值得关注。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中国社会性质上的争执，就在于对中国现实存在的“封建”如何定性。陶希圣居然说中国是半封建，很容易让人感觉他站在莫斯科一边。

    他确实与莫斯科具有契合点。所以，中国托派在其纲领中强烈指责说，中共主张中国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占优势，“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97]王宜昌还直接指责新思潮派乃是中国的“民粹派”或“新修正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难分的小农民”，与陶希圣“实质上没有什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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