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组派的政治外围，陶希圣当时没有发表过直接攻击中共的言论，但他显然不赞成中共的主张。他的思想状态和基本政治立场，同样可通过何兹全的自述想见之。何先生说，他当时是一个三民主义者，认为三民主义符合中国国情，但对国民党很失望，痛恨蒋介石，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不同意中共的革命路线，不赞同农村暴动和阶级斗争，可是对中共党员却持同情态度[39]。这种自我表白确切地表达了整个《食货》派的特点。当时理论上区分中共与非中共的标准，主要看是否赞成阶级斗争，而陶希圣是反对阶级斗争的。

    1928年5月7日，改组派首领陈公博创办《革命评论》杂志[40]。6月1日，顾孟馀（公孙愈之）再办《前进》。两个杂志在宣传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史理论。他们的社会史观点，正来自陶希圣。如顾孟馀《国民党必须有阶级基础吗？》[41]，否认当时存在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认为“封建制度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基础，现在已不存在。”“中国没有农奴，中国的农民没有守田的义务，没有强迫的力役，所以中国没有封建制度。”就完全取自陶，故当时即被归入新生命派。陶希圣扮演了改组派的历史理论家的角色，但是，不应夸大这一角色的自觉性及作用。陶希圣虽然是改组派成员，但他的历史理论却并非主动为改组派服务。他的理论，主要是被改组派所利用。

    由上可知，探讨陶希圣之史学，不能离开大革命的背景和国共合作的政治格局。陶希圣是在五四运动精神影响下登上史坛的。他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主要出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而赶上大革命的风云际会，倾心于三民主义的政治信仰，因而决定了其史学的形态和样式。这是他区别于民国其他史学流派和史家的分水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30年代的陶希圣，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此种变化，由政治看，即由国民党左派而日益右倾；从学术看，则由尊奉唯物史观而日益走向史料派，由对唯物史观的悬搁而逐步走向放弃。形象地讲，他是处在“船”上，正在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船上走下来。只有把他置于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才能识其面目。

 二

    在民国学术史上，陶希圣以新生命派首领著称，而新生命派，又因社会史大论战而著名。参加社会史论战的人物，主要有四派。以胡秋原、王礼锡为代表的读书杂志派，属于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相对比较中立、超脱，较少意识形态和党派背景。托派，即中共反对派，又被称为动力派。新思潮派，被称为中共干部派、斯大林派、共产国际派。新生命派大都是国民党人，后演变为“食货派”。这一派著作最多，人员构成最复杂，声势最大，风头最健。陶希圣甚至说，当时许多人把“凡注重商业资本的作用者都归于新生命派”[42]，足见其人数之多以及成份之复杂。

    所谓“新生命”，照以往之解释，是指《新生命》(The New Life)杂志。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希圣与朋友周佛海共同创办了该刊物。其实，有两个“新生命”，一个是“新生命书局”，一个是《新生命》杂志。与社会史论战关系更为密切的，是书局。而陶希圣，则是这家书局的负责人。至于《新生命》杂志，乃是地道的国民党右派政治刊物，以赤裸裸地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为特点，负责人是蒋介石钦定的陶氏朋友周佛海[43]。周佛海是个政客，早就投靠了蒋介石，反共不遗余力。他所谓“新生命”，即暗指蒋介石。陶希圣则主要是个学者，直到30年代末才投奔蒋，比周佛海差不多晚十年。与《新生命》杂志之反共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书局则大体承续着国民党左派的风格，出版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山川均《辩证法与资本制度》，考茨基《社会革命论》，等等。有人甚至说，北伐以后，出版马克思主义最多的，就是新生命书局[44]。可以这样讲，“新生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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