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命书局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托派密切合作。有的托派成员甚至说，“新生命”书店是被“托派”所“利用了的”[45]。此种与托派的密切关系，无论从中共立场看，还是从《新生命》杂志的立场看，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新生命》杂志不仅反共，而且明确反对托派。例如署名悲天的《苏联共产党内之派争：正统派与反对派》就明确说：“斯大林一般人固然要拿中国当作空想主义的实验场，而托洛茨基的主张更偏于理想，他反对三民主义的程度及罪恶，不减于斯大林辈。”[46]由此也可见，以往把《新生命》杂志说成是新生命派的阵地，是不确切的。不过，这种将“两个新生命”混为一谈的现象，当时就发生了。中共就曾因新生命书店出版托派书籍，而怀疑《新生命》杂志是托派的秘密出版物[47]。有人则因《新生命》杂志的官方身份而断言“新生命书局”不是一个普通书店，而是“一个负有某种重大使命而力图发展的文化机关或宣传机关。”“在今日党国正统思想界”所占据的地位、“在训政时期所负”的使命，都使它显得很不一般[48]。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新生命书局出版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出版的书照样被查禁[49]。而《新生命》杂志与陶希圣的关系，毋宁说他只是一位若即若离的作者而已。

    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这一“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由此而形成他治史思想转向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社会性质论战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史论战向更深层次展开，陶希圣的治史方法由尊奉唯物史观明显地向悬置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转移。

    不过，总体看，由新生命书局到《食货》，陶希圣依旧是一位改组派系统的学者，而非政治人物。充其极，可称右派教授[50]。尔后，由抗战至60年代，才成为垮入“政治天地”的御用学者，1942年秋并替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还曾经担任过《中央日报》主编，国民党宣传部次长，蒋介石私人秘书。60年代后，复归入书斋。

    与陶希圣的观点大体一致或聚拢在他周围的人，既有同道，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其中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均在社会史论战中有不俗表现。而据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周谷城[51]、王志瑞、戴行轺、黎际涛[52]、顾孟馀、熊子奇[53]也可划归此派，阵地除《前进》、《双十月刊》外，尚把持《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社会与教育》。据何兹全先生言，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是《食货》时期的骨干，不仅学术上同声相和，而且政治上也跟着陶希圣走[54]。不过，无论新生命时期，还是《食货》时期，这些人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成份复杂，未可一概而论。如熊子奇，就曾经参加中共组织的社联，甚至被视为新思潮派。

    陶希圣一生的著作，主要完成于新生命书局和《食货》时期。他不仅著作数量多，而且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等。终其一生，先后结集出版过《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55]、《中国封建社会史》[56]、《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57]、《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58]、《中国社会现象拾零》[59]、《辩士与游侠》[60]、《西汉经济史》[61]、《中国政治思想史》[62]、《秦汉政治制度》[63]、《唐代经济史》[64]、《南北朝经济史》[65]、《中国民族战史》[66]。还曾出版《论道集：古代儒家》[67]、《论道集：宋明实用主义者》[68]、《中国社会史(古代篇)》[69]、《明清政治制度》[70]、《中国政治制度史》2册[71]、《潮流与点滴》[72]。晚年著有《80自述》[73]。翻译作品则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 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代表(Der Staat，1929年2月)，在“所作中国社会史论文中，颇有引用之点。”[74]

    陶氏著作所受到的批评乃至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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