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有三个方面。由这些批评，可看出陶氏史学的学术特点。

    首先，因袭外人的问题。新生命书局时期，托派曾经集中攻击陶希圣在观点上因袭外人。例如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论史》中说，陶希圣的名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所标榜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75]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则应用奥本海末的《国家论》。”李季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所以常是前后互相冲突，不能调和”[76]。

   这种批评，基本符合事实。而且，陶氏之因袭外人，除显著之处外，还有难于发现的地方。笔者就发现，陶希圣的古代士大夫阶级论，很可能来自20年代前半期的苏俄学者。最明显的，苏联学者坎托罗维亚1926年在苏联《新东方》杂志曾经发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关系体系》，提出：“中国是一个自由小农和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国家，没有地主。扮演统治阶级角色的是‘士大夫’阶层（绅士），一种为中国所特有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在瓦尔加的文章中也能够找到同样的“绅士”（读书人）统治阶级[77]。不消说，“前资本主义”概念还是陶氏长期使用的。陶希圣在著作中没有提到坎托罗维亚和瓦尔加，但他应该了解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陶希圣的士大夫定义来自考茨基的文章《知识阶级与社会民主党》[78]。1928年8月15日，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上作关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说到一段很奇怪的话：“如果以前能说，掌权的不是军人封建主，而是‘文人’封建主，那么，现在这些‘文人’已丧失了任何势力。这些文人封建主中过去势力最强大的，已开始转变为军阀。”[79]所谓“文人封建主”，正是陶希圣笔下的“士大夫”，亦可见此论在共产国际内部曾经影响甚深甚广。

    但是，正因为因袭外人，才说明陶希圣的见解有理论渊源和依据。且不说，当时无人不因袭外人，此种批评不能对陶独发。要强调的是，陶所因袭的，远则考茨基，近则却是第三国际。换言之，他同样与共产国际具有思想渊源。如此考察，恰好与他改组派的政治身份相合。

    其次，含混不清、逻辑混乱的问题。李季就说，陶希圣提到的古代阶级竟达34个，其中有的是阀阅，有的是阀阅中的一部分，有的是阶级中的一部分[80]。还说：“他的习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从前所说的话总要推翻得干干净净。”[81]杜畏之甚至叫骂：“陶希圣一派人所留下的成绩只是满书的混乱。”[82]王宜昌则说，陶希圣不懂得封建制度的多样性，“只是本着混乱的思想，混淆地胡说不清。”[83]

    诚然，陶希圣著作确有表述不清、语言晦涩之弊。他的文字，或许是论战中最佶屈聱牙的。这一点，使他颇为吃亏。但是，仔细领会，他还是有其一以贯之的“道”的。例如，商业资本、士大夫阶级，就是他具有核心性的两个概念。再如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是他一贯的特点。静读其著作，往往受到启发和暗示。托派对他的批评，大都是在特定偏见和心浮气躁的前提下作出的。如“阶级”一词，陶氏有其特定意思。从一般普遍认同的意义上进行批评，他不会服气。

    对上述两项批评，陶希圣的态度颇有些像胡适，即从不恶声相向。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也并不回护，而是坦然暴露。1932年，他曾说，自己“4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先已自悔”，于是提出新主张，以便“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84]。《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自序甚至不无伤感：“各文除驳论别人的以外，有许多曾受到别人的驳论。同时拙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时期中发生赞助及反对两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复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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