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史料主义问题。这项批评，集中在《食货》时期，除托派外，干部派的声音大大增强。他们一致认为，陶希圣转向了史料主义，是一股逆流。例如邓拓说，陶希圣高喊史料主义，是矫枉过正，“是历史的失迷者的病狂姿态，是受了历史酒精中毒的初期症候。”[85]王宜昌则骂陶希圣是蚂蚁（材料主义），而空谈理论是蜘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蜜蜂[86]。甚至与陶希圣关系较好的吕振羽，也对陶希圣提出批评[87]。

    但是，这些批评者并不否认论战中确有以论带史的偏颇，因而重视史料、扭转偏颇是必要的。他们所要批评的，是陶希圣走向了另一极端，即成为了史料主义者。对此，吕振羽有最为清晰的表述。他说，一些人在资料上不肯下功夫，而是“在方法论的应用和史料的搜集上，大抵都表现一种毫无素养的鲁莽灭裂的态度”，“只是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或者搬用马恩等大师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可是，陶希圣等虽然注重资料，但由于“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先天的缺陷，所以并没有担负考证、选择、收集和应用史料之任务的能力。因之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便不免是片面的，不可完全信赖的。”[88]吕振羽的批评相当公允，所以，陶希圣依旧尊他是“穷搜苦读、方法与技术兼有修养的人”，吕对《食货》也给予相当的支持[89]。

    但是，说陶希圣是史料主义者，他不会接受。因为，他觉得这种指责完全似是而非。首先，正如吕振羽之所说，社会史论战确实存在用理论代替史实的问题，这就不能怪陶希圣以提倡史料来矫枉。其次，按陶希圣本人的讲法，他提倡史料，乃是给唯物史观奠定史料的支持。其次，他认为自己实在不能划归史料学派，而是史论结合。然而，体会陶希圣的真实意图，他办《食货》，从史观上说，就是要悬置唯物史观，以便慢慢地从这个史观淡出。

    30年代中期，大革命失败后的混乱局势大体稳定下来，国民党的统治也基本确立，对唯物史观的压制开始走向制度化。陶希圣看到了这种行情的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入史料，既符合自己的治学品味，也没有背叛先前的治学路数，还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却又避免了政治上不合时宜的危险。这，应该是他创办《食货》的基本心态。

    《新生命》杂志所刊登的陶希圣在复旦大学文学科所作的《社会科学讲座》，可以看作是他这种变化的根苗。他说，“历史的唯物论”并不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不过是“综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维科及其他唯物的历史观、法国的唯物论而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资本主义典型国英国为对象”，所以并不具有普遍性。至于马克思的“古代社会论”，则“天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当时的原始社会研究很幼稚，只有摩尔根《古代社会》算得是有系统的民族学著作。“马克思当时的中国，对于欧洲人还是一个谜”，“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如《资本论》，还算慎重，处处把亚细亚社会撇开，不列入欧洲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及市民社会的任何范畴，今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学者的态度都保持不住”[90]。语气里带着几分轻蔑和不屑，并且站在批判的立场，这与他在其他场合（譬如《读书杂志》）的态度明显地矛盾，只能看作是他见风转舵的开始。

    采用“食货”这个名称本身就有躲入书斋的意思。陶希圣说，这个半月刊“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91]，不再“激昂”和“趋时”，就是转向的意思。而且，该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名称便是顾颉刚提出的。顾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故还曾提名“史心”[92]。可是，作为“古史辨”派的领袖，顾颉刚正是悬置唯物史观的。

    当然，陶希圣没有忘记为转向找出一些理由，而且，他也确实没有滑向纯粹的史料学派。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修改、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这个理由最狡猾，也最难批驳。但是，我们又不能说他是在用正当的理由讲假话。因为，早在几年前，他就对“把方法当结论”、“外国社会史拿来代替中国社会史”的现象作过批评，说“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93]。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绪论》中，他提出“观察中国社会应取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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