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很幼稚，没有能力组织和领导民族。而农民粘着于土地，并在山川阻隔的各个地域中结成许多种族。地方经济只能使各地农民自封于一定的畛域。地主士大夫阶级则在民族斗争中，保持门第而不支持民族，而且还“造作宗族传说以毁灭民族主义”，可谓完全不顾民族大义。他举例说，六朝北宋南宋乃至盛清，这些人要么因争夺政治地位而勾结屈服并引进外力，要么在禅学化的唯心哲学内求安身立命的道理，以回避革命。所以，贵族士大夫阶级完全不适于做民族代表。为了民族利益，农民及工人只能自发地起来反抗，造成一次次的运动。农民发起的民族运动，有毁灭元朝及太平军和义和团的运动，辛亥革命也依农工秘密会党为主干。这个时候，士大夫官僚及买办资本阶级恰恰不是表现为运动的领导者，而是表现为反革命，即反民族主义[108]。这就是说，作为民族利益代表的士大夫阶级，从来不把民族利益摆在首位，因为他们的利益不在民族，而在宗族和门第上。当民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宁愿牺牲民族利益以维护宗族，甚至不惜与外族势力相勾结。陶希圣的论断让人感到恐惧。假如真的像他所说，那中华民族实在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过，常识告诉我们，华夏民族顽强的大一统意识，很早就已形成。秦统一后，虽有分裂，但能基本维持统一，这与民族意识的强烈显然关系密切。民族意识的代表，首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以，当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时候，一个坏皇帝，农民往往也去维护。因此，即便作为族长或绅士的士大夫不足以代表民族，恐怕也不能说由此就再没有代表者。而且，说士大夫阶层不代表民族意识，也还有商榷之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正是士大夫的理念吗？此外，农民虽然附着于土地，但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也还富于流动性。有学者甚至说中国古代存在一个庞大的游民社会[109]。这些，都还值得探讨。不过，陶希圣观点中所蕴涵的启发性，以及他细腻的分析过程，还是值得肯定的。

五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陶希圣原本采取回避态度，所以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后来的一些学者曾把他列为否定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陶希圣采用波格丹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的学说，把中国历史分为宗法、封建、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说中国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还在别处说：“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110]完全不见奴隶社会的踪影。正是基于这一点，何干之等人才把他列为否定奴隶社会的代表。不过，他也没有明确反对过奴隶社会的存在，而且1932年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111]，已明确肯定奴隶社会。他说：“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其中的主要阶级是奴主与奴隶。城市的工商业劳动都由奴隶负担。两汉的武功乃是奴隶狩取及商场开拓的运动。” “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但是，对上述“新”观点，陶希圣没有加以论证。尽管如此，他毕竟明确划出一个奴隶制度，所以在社会史论战中，他是被当作肯定奴隶社会的学者来对待的。

    到1935年初，陶希圣又说：“许多人都以为汉代的奴隶是家内奴隶，不是生产的奴隶。试问奴隶不在家内受家长的直接监督，怎能算作奴隶？奴隶与农奴的一种区别便是奴隶在主人家内，农奴在主人家外独立生产。不在家内的便不是奴隶。奴隶有两种：一是家事劳动的，一是生产劳动的。在奴隶生产的社会，有奴隶的家长之下，妻妾子女奴隶一样工作。没有奴隶的家族，便只有妻妾子女工作了。不研究古代罗马社会经济及法律，便没法了解这一点了。”显然，他认为家内奴隶可看作判定奴隶制度的依据。接着，他谈到其一贯坚持的商业资本问题，说：“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的作用。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