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奴隶制是陶希圣提出的，予以系统论述的是傅安华。傅说：“主张秦汉是奴隶社会的最早一人，是陶希圣先生。”[113]

    陶希圣又有战国以后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讲法。他说，七雄争长时，已经是封建制度破坏时期。这个时期，商人在列国之间活动，地位很高，由此而进入商业资本主义。

    所谓“封建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土地制度上面、基础在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没有都市集中的现象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只有贵族，贵族掌握治权，同时又掌握政权。”

    封建制度的下限既在战国，那上限呢？正如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所说，照陶希圣看来，中国有史以前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看法，并非陶希圣的独创。周谷城就曾说：“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114]与这种观点相映成趣的，是梅思平所谓“原始封建时期就是一般人所谓唐虞时代”[115]。《尚书》记载中国传说中的历史，正追始于唐虞时代。

    这样，就形成了封建、商业资本、奴隶制的序列，非常奇特的序列，当然也恰好符合中国特殊论的需要。这个序列，笼统地讲，就叫做“前资本主义社会”。关于这个概念，陶希圣至少做过如下应用：

    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80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此2500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社会；由资本主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宋以后确可以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

    这些话，很容易给人造成混乱矛盾不知所云的印象。其实，他只是想说明中国的历史很特殊。特殊就在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有商人资本家和金融资本，但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也不是封建制度，而是同时含有这两者的因素。毋宁说，这是一个杂种或怪胎。

    在论述中，陶希圣或者说“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还是地主阶级，但商人资本却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或者又说“商人资本不能转变中国的生产方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两方因素，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构成一个叫做“前资本主义”或“后封建社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地主已经不同于封建社会的领主，故不属于封建制度范畴，而是与商人资本密切联系的“士大夫”。

    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116]中，陶希圣又否定了先前的主张，明确说：“长期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也一样的不妥当，我向来也是主张此说的，现在我觉得此说从根本上有应当改正之点。”

    “改正”后的新观点认为：西周是氏族社会末期。由春秋到战国，是私有财产对氏族身分抗争的时代。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一个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宋以后，庄园经济渐次分解。明代以后，继续宋代经济政治制度而更加发达。这是封建制度分解期，也就是城市手工业时期，可以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自1840年以后，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经不能依照通常的社会发达过程前进了。

    他把“前资本主义”由2500年斩为千年，提出西周氏族社会说、战国至东汉奴隶经济说、三国至五代的封建庄园说以及宋以后的“先资本主义说”，回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概念，而用“奴隶经济”、“封建庄园时期”、“封建的生产”来代替。这就是陶希圣对中国历史的通盘看法。

参考文献:

[1] 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北京，《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第34～35页。

[2] 何兹全：《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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