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详见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5～58页。

[4] 例如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编辑说明》。

[5] 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1931年2月6日），《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再版。

[6]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出版，11月再版。

[7]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8] 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1933年2月19日)，《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版。

[9]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10]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

[11] 史家唐德刚就曾说，从3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最烈的，正是陶希圣所在的社会史学派。“胡适学派和他们曾是世仇。”陶自谓在北大执教时，“颇受校中当权派胡适那一伙的歧视”。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唐序第14、15页。

[12] 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简史》，台湾，黎明公司，1978年。第121页。

[13] 钱锺书说：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颇可解读自由派学者对社会史论战之态度。见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14] 参看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15] 2003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即题为《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潮流》。该文所涉及的内容，兹不赘。

[16] 罗隆基：《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

[17]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月刊第3卷第10期，1930年。

[18] 王造时：《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1930年。

[19] 共12册，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7、2002年出版。

[20] 王造时语，同上。

[21] 见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第1卷第6期，1937年6月14日。

[22] 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月刊第3卷第8期，1930年。

[23] 参看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北京，《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38～79页。

[24]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

[25]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册，第97页。

[26] 蒋中正：《革命和不革命》，《新生命》第2卷第3期，1929年3月。

[27]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新生命》第2卷第5期，1929年5月。

[28] 参看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丁珉：《记北方人民出版社》，《国民党反动派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7～21、173～189、205～254页。

[29]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彭真在监狱读了不少马列书籍，而监狱当局禁止阅读《水浒》《三国》一类所谓鼓励造反的书籍。见《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30] 戴季陶：《行易知难》，《新生命》第1卷第2号，192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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