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王与AB团的关系，尚无详细揭示。兹据罗惠兰：《论AB团始末》，载唐宝林主编《昨天的革命（1919～1949）》，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年。第153～163页。又郑学稼：《社会史论战简史》，第6页。

[32] 李初黎：《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1卷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33]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35年本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排本。

[34] 陶希圣：《八十自序》，台湾，《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12月。这一点，何兹全先生似乎都不太清楚，故曾以疑似的口吻说：“陶先生可能也是改组派”，“揆诸30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不过，我只是据理推想，没有根据。”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何序第7页。

[35]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第27页。

[36] 1926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广州对顾孟馀说：“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过于布尔什维克化了，过于迅速地布尔什维克了。”“就拿我们的汪精卫来说吧，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而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他们把一切都建立在开展阶级斗争上。”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37] 见天生：《肃清对国民党与改组派的幻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下册，第149页。

[38] 罗易1927年5月28日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所说：“原先的左派思想家顾孟馀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意指孟在政治上已经反动，但思想上还有所保留。《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第280页。

[39]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第66、78页。

[40] 该刊因为宣传改组派主张而遭查禁。见张克明辑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8～1937.6）》，《出版史料》第3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12月。

[41] 《前进》第1卷第3号，1928年7月。顾孟馀的某些论著因为宣传改组派主张而遭查禁，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175页。

[42] 《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1日。

[43] 据罗君强《对汪伪的回忆纪实》，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成为好友始于1926年的“孤军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3～59页。

[44] 张漱菡：《直心巨笔一书生：胡秋原传》，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上册，第346页。

[4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78页。

[46] 《新生命》第1卷第2号，1928年2月。

[47]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共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44号通告，怀疑《新生命》是托派的秘密出版物，因为它“久已连篇累牍地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又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说，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均宣传反对派，以便分离中共。“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是中国托派产生的第一原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119页，132页。

[48] 见刘英士对熊得山著《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的评论，载《新月》第2卷第3号，1929年5月。

[49] 如所出版的朱新繁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即在查禁名单上，罪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吹中国农工参加阶级斗争诋毁本党与政府。”又如弗里曼著《苏俄底文学》，罪名为“普罗文艺理论”。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181页；丙编，第150页。

[50] 《解放》周刊曾经刊登文章点名骂他。如凯丰《寄语北方青年》（第1卷第7期，1937年6月）即称他是“教育界的腐败份子”，“流氓教授”，是“教育界的最大耻辱”，“北方青年应不惜用一切努力，把这腐败份子从北方教育界中驱逐出去。”

[51] 按周谷城自称在关于中国社会方面著有三本小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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