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看，马克思主义乃是社会史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平台。这是首先应该确认的史实。所以，当时人或谓“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8]或谓“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9]如是论调，不一而足。陶氏作为论战中新生命派的代表，倘不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则无法进入论战之语境，无法取得参战之资格。

    这样一个判定，通过对当时自由派学者态度之考察，亦可印证。例如胡适就曾说，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几个富人；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也让人不知所云，因为热衷于此者不过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10]。胡适的潜台词是说，社会史论战不过是胡扯，所谈所论皆为虚拟出来的假命题。这种论调和情绪，代表了胡适等所谓“新月”人士的共同思想状态、基本立场，最为当代的自由派学者所激赏，也确有其理据。胡适这种对社会史论战的轻蔑态度，源于双方史观之分野，又恰好反衬出陶希圣史学之属性，反映了陶氏一类史家在自由派学者心目中被轻蔑的位置。社会史论战或其前期的社会性质论战，有特定的语言，逻辑，圈子。它只是胡适一类人嘲讽的对象，陶希圣也只是他们嘲讽的对象之一[11]。

    但是，这样一个只配被自由派学者嘲讽的历史事件，这样一群只会遭胡适等人轻蔑的史家，却造成让自由派学者痛心疾首的严重后果。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及历史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剖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引人瞩目的工具，对后来的学术发展发生很大的转向作用。当然，论战亦使某些原本信仰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人走向反面，所以有人说“社会史论战有使论战者转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功用。”[12]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和最终趋向，故可忽略不计。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学术方法论的过程中，中共学者固不遗余力，托派学者固争功不舍，然若干国民党学者之参与亦不可小视。国民党系统的学者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参加了社会史大论战，而且整个论战就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进行的。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历史的事件中，在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国民党系统的某些学者也发挥了作用。这在自由派学者看来，颇为不合“逻辑”，却是活生生的史实[13]。

    那么，陶希圣这类国民党系统的学者，为什么要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呢？这个问题，应在30年代沸腾于中国社科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4]中求得答案。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30年代成为思潮，则需要专门的探讨[15]。这里，笔者依旧想提示一下自由派学者的看法，因为冷眼旁观的人往往最能看清热事。

    1930年，罗隆基深有感慨地说：“共产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俨然哄动一时，有许多人觉得他是万验灵丹。”[16]为什么会这样？罗氏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汪精卫等人“当年代共产主义播撒的种子，如今都一粒一粒的生长发育起来了。”故国民党对“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这样的时髦新鲜，谁亦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帮助的功劳。”[17]同时，王造时对此亦有同感和具体剖析[18]。显然，他们的论述是片面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张扬，乃各种因素综合造成，非单一原因所致。但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罗、王等人从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背景出发进行阐释，则可谓能得纲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为此一维度的阐释提供了最切实的史料支持。陶希圣之史学，可以说无逃乎罗隆基的感叹。

    陶希圣之史学，反映了30年代国民党的基本特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原本意义不明，可左可右[20]。而在三民主义前提下，国民党实行的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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