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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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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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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其是，非其非，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新政权建立后，支持革命的精英没有及时将造反心态调整为执政心态的恶果。
把包括孙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异口同声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提升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动的产物。陈独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的观点， 1924年，他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 出于宣传的需要，40年代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流风所至，有些史家竟不惜把历史降格为宣传某种口号的工具。
这些宣传也许对鼓动人们参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策略性的利用。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暴露无遗。不但女孩学“红灯照”、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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