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文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一、从“科学”到“科学化”

　　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整个进程看,“科学化”无疑是最具感召力的一种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无“科学”之概念。晚明时,徐光启借用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理念,称传教士利玛窦等带来的西学中有“格物穷理之学”,自此,“格致”二字始有了与今日“科学”相近的涵义。进入近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多以此指称来自西方的科技知识,如格致书院、《格致汇编》、格致科等。至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在“理学总论”[1]中收录《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由是“科学”这一新名词遂从日本引入国内,至20世纪初,日益流行,逐渐取代了“格致”一词的原先地位。[2]

　　“科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初义为“分科之学”,亦即“学科”之意。稍后则用以统称西方的学术技艺。其在中国,最初的内涵大致亦不出此范围。如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称其旨乃在“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3]。王国维的《欧罗巴通史·序》则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4]严复的说法,界限似乎要严些,主张“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称科学”[5]。而就当时学术界的一般认识而言,其对“科学”实多持一种广义的见解,即认为“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6]。在不少人看来,“科学”不仅是指自然科学,也覆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与史学、文学也有密切的关系。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所作的序中即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7]汪荣宝编《史学概论》也说: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故至多只是一种叙述,“而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8]1911年,王国维还对“科学”与史学及文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然有疆界。”[9]他认为即使是文学,也存在着研究其学科自身特点和理法的“科学”层面。

　　“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蔚然勃兴,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定,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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