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现代史学的建设,不仅需要广泛吸取西方现代科学的各种成果和进步方法,也离不开对传统史学优秀遗产的继承。从整个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看,认真处理好中西文化的融合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在现代史学史上,科学实证派对清代考据方法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关注民生和社会现实的经世精神的发扬,都属于这一层面的工作。新人文主义的史学实践,则从另一种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其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不仅丰富了现代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今人的治学以相当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此理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质、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学、论理、心理、伦理诸学。见《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
　　[2]关于“科学”概念在国内的传播及其含义的变化过程,请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3]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第2页。
　　[4] 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案,此文作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当1901年初。
　　[5] 见王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
　　[6]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
　　[7] 见〔日〕桑原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东文学社1900年印本。
　　[8] 汪荣宝:《史学概论》第一节“序论”,见《译书汇编》1902年第9期。
　　[9]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卷四。
　　[10] 陈独秀:《敬告青年》。
　　[11] 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
　　[12] 分别参见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李大钊:《史学要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影印本,第52页。
　　[13] 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14] 胡适:《〈实验主义〉引论》,《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15]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97页。
　　[16] 傅斯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载该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
　　[17]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书》,1928年,史语所刊本。
　　[1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19]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
　　[2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21] 严复:《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序”、第54页译者注。
　　[22]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
　　[23]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八》,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24] 麦仲华译:《人群进化论》,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3页。
　　[25] 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1926年10月
　　[26] 朱希祖:《〈新史学〉序》,见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27]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1929年12月17日),《民国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3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28] 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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