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者居多。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自1909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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