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伯希和自1909年从北京回到巴黎以后，用很大精力从事对敦煌文献与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对劫去的敦煌文献进行初步清理，编成了一个草目，并与其他法国学者一起对其中的汉、藏、回鹘、粟特等多种语言的敦煌文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从1911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亚细亚讲座，介绍他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在这个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国学者在这一阶段出版或已经开始出版的重要成果有：沙畹、伯希和《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粟特语语法试编》，此书系高梯奥遗著，由邦旺尼斯特整理完成；高梯奥、伯希和《粟特语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阿甘《十世纪梵藏对照词汇表》。以上成果均为该领域的基础性成果。

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唐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辑录了不少有关唐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史语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明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其《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史语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其《秦妇吟校笺一卷》，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利用《张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1937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陷蕃的记载，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二百年是因这里的居民是以汉人为主体，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孙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12册3分—13册2分1941—1942年）解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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