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代法律文献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到的仅有几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1911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北图河字17号背）（《敦煌石室真迹录·己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P．2507）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北图河字17号背“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李盛铎旧藏），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S．1880），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到的地志类文献也为数不多。《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P．2005）、《敦煌录》（S．5448）和《西州图经》（P．2009）等地区性地志的录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和《贞元十道录》（P．2522）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二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P．3532）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

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罗振玉收藏的《先天二年平康乡籍》、《天宝六载龙勒乡籍》、《大顺二年沙州范保德等户状》和《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S．514背）、《雍熙二年邓永兴户状》（S．4125）、《至道元年沙州何石住等户状》（S．4172）等数件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

在国外，日法英等国在这一时期也都开展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日本学者的行动最快，所出版的著作中与唐史有关的有：《佛典研究》（松本荣三郎1914年）、《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