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进展。董康依据内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1939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2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最早对P．2504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但作者的探索对唐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

从文献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

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又取得了很大成就。矢吹庆辉出版了《三阶教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对在历史上盛行一时而史籍缺载的三阶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了《大正新修大藏经·85卷·古逸部、疑似部》，收录了一批失传的唐代佛教典籍。

那波利贞在1931至1933年留学欧洲期间，仔细阅读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并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行了抄录和拍照。在那波利贞以前，旅欧访察敦煌文献的东方学者，其注意力主要放在佛教典籍和四部书上，而那波利贞关注的主要是寺院文书、社邑文书等社会经济资料。回国以后，那波利贞长期致力於对这批在当时被称为“杂文书”的整理、介绍和研究。他曾多次在日本史学研究会等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梁户考》（1939年）、《关于唐代的社邑》（1939年）等若干篇著名论文。那波利贞的研究拓宽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使学术界对敦煌文文献中的所谓“杂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那波利贞以后去欧洲考察敦煌文献的神田喜一郎，在回国后完成了《敦煌秘籍留真》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而仁井田陞则在日本国内完成了他按敦煌学巨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藤枝晃发表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充分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对归义军史做了深入的研究。铃木贞太郎与公田连太郎共同完成了《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

西方学者在这一阶段继续做出新的贡献。重要成果有：英国贝利《于阗文献选刊》和《于阗语文献集》，翟理斯《敦煌的六个世纪》，托玛斯《南语——汉藏边境地区的一种古代语言》；法国邦旺尼斯特《粟特语文献选刊》和《粟特语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菲利奥札《龟兹议医药与占卜文献残卷》，谢和耐《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法国巴考、英国托玛斯和比利时图散《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德国赖歇尔特《英国博物馆所藏粟特语写本残卷》，挪威柯诺夫《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CH.Ⅱ003号于阗文医药文献》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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