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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与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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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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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均田制）、租佃关系、徭役制度与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是这一阶段大陆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探索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相关，对均田制的研究一度成为唐史研究的热点，争论的焦点是唐代均田制的施行问题。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4期），认为唐代均田制度实际上并未施行，其立论依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文书。他指出在敦煌户籍中，每一户的已受田数目距其应受田之数无不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绝不相同，这足可说明唐代的均田制度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看法与三十年代曾了若依据敦煌户籍得出的结论略同[3]，但在五、六十年代受到许多唐史学者的反对。有趣的是反对者也以敦煌户籍作为主要论据之一。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5年5期）、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同上年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同上年期）等文均认为均田制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他们指出，受田不足是从北魏开始推行均田制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唐代敦煌户籍存在受田不足的现象也在情理之中，不能据此以否定均田制；各户各乡受田并非同年，在不同年月政府收回的口分田数量与受田户受田丁数亦不同，故户籍中所记各户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不能划一。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试图用唐代法律中有关宽乡、狭乡的规定解释户籍中受田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在户籍上有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合应受田数与均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这都表明均田制确实实行了。田野《关于唐代均田实施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4期），认为敦煌户籍证明了均田与私田是并存的，户籍上出现受田不足的现象是因耕地少造成的。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4期），利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保存的授田和还田的记载，进一步论证唐代确曾施行过均田制，并对文书中所记载的永业、口分、园宅和自田等田地的性质做了初步探索。他还依据敦煌文献论证唐代确实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期），对敦煌户籍所载各户应受田数量依据田令的规定进行了全面核算，结果与上述李必忠的结论相合；他还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授田还田的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唐氏的工作为上述多数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证据，但他同时指出田令施行的程度被夸大了。现在看来，胡如雷等的观点理由更充足一些，证据也更充分一些。但邓广铭的文章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其观点对后来人们进一步探索均田制的实质也有启发。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租佃契约的性质学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将其都看作封建租佃契约。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始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认为一种是贫苦农民不得已而典租土地，实际上是以田地为抵押的关系；另一种是缺地农民以很高租额租种土地。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6期），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契约的不同性质，指出一种是租田人利用租价（高利贷）剥削“田主”（贫苦农民）的关系；另一种是真正的封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地租是租地人向地主提供的无偿劳动。上述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古代封建租佃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结合传世文献考出以前被人们称为“丁籍”或“男子之籍”的数件敦煌文书系唐天宝十载政府为征发徭役而编造的“差科簿”，对文书中出现的职务和徭役名称分别进行了考释，丰富了人们对唐代徭役特别是色役的认识，是这一阶段史籍文书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的成功之作。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4期），尝试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物价资料探索天宝时的农民生活情况，认为一般农户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6期），利用敦煌文书揭示了武则天长安年间关于逃亡人户法令的变化。崔维德《唐代财政制度》，也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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