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录,但文字释录存在不足。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补充了唐陆录校遗漏的重要文献,在探寻这类文书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且在详尽的注释中备列并考释了大量相关文书,颇为学界称道,惜录文仍不完善。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专门对邈真赞做了进一步的精细录校和研究。
在这一阶段对西北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荣新江的研究最有特色。荣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其《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首先,荣氏是在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文书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排年的基础进行研究。与那些仅对一件文书或部分文书加以解释、阐发的学者相比,荣氏的研究虽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从总体上说他对问题的观察比较全面,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八十年代以后,在全面调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对某类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有关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关系的文书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其次,荣氏的研究所含学术信息量较大。他的论著都注意详列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将自己所讨论问题的正、反面资料和前人论说均加以考辨和评说。在当前敦煌文献研究领域严重存在对前人研究成果重视不够的情况下,荣氏的做法特别值得表彰。其三,荣氏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如他力图将归义军史的研究放到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中,故其成果对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近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分专题对归义军史开展研究,已初步显示出规模,亦值得注意。
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研究历史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由山口瑞凤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对敦煌文献中的胡语文献做了全面介绍和解说。山口瑞凤还主持编纂了《斯坦因蒐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俄国则出版了萨维茨基编纂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在对吐蕃文献的译释和研究方面,王尧、陈践合作或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内容涉及吐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文化及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论文多被收入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和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王陈还合作编著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敦煌吐蕃文献选》(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将部分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疏证,为学术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方便。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5期),认为包括敦煌藏文文献在内的藏文古籍所记于阗王谱系的迄始年代在东汉末。林冠群《唐代吐蕃史料研究》(《大陆杂志》70卷4期1985年),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献。张广达、荣新江、任树民、马林、汶江、陈庆炎、端智嘉等也对吐蕃历史文献进行过研究。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の研究》,使用了大量敦煌吐蕃文献。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及相关论文,全面介绍了敦煌突厥回鹘文献的内容及研究情况。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西域研究》1993年2期)崐等论文,译释了一些回鹘文历史文书。牛汝极《六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书信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1期)等系列论文亦译释了一批回鹘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杨富学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黄振华《于阗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3期),介绍了敦煌于阗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情况。张广达、荣新江在深入钻研有关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对涉及于阗国号年号、从德太子、使臣等一批于阗文献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利用各种语言资料探讨了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和王家世系、于阗之佛寺等问题。他们的主要成果已结集为《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96年1期)等系列论文利用于阗文文书结合其它语种文献研究探讨了西北民族问题和历史地理问题。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9期),介绍了敦煌粟特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概况。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推断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书信的的年代可能202年。荣新江《古代塔里木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2期),依据敦煌和新疆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对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等地的古代粟特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及相关系列论文,考察了吐火语的发现、资料内容、价值和研究方法,并探讨了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之间及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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