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语言的关系。
这一阶段对地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常与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李并成《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地理研究》1992年3期），全面阐述了敦煌地理文书对历史地理学重要价值。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收集该类文献比较齐全，注释亦详，以辑录相关文书较多为其特色。他在此基础上还撰写了探讨古代敦煌道路、山名等问题的系列论文。王仲荦对一批地理文献逐篇进行考释，其成果经郑宜秀整理编成《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一书，其考释以征引史籍文献繁富为学界称道。但以上两书的录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大唐西域记》残卷。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敦煌研究》1987年2期），考察了其中之“歌谣”反映的史迹。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等文，对该件所记地名进行了考释。黄氏还对沙州曹氏归义军的军镇进行过探讨。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唐五代瓜沙地区军镇的职能、演变、位址等做了全面考察。他还对敦煌四出道路作过探讨。称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2编），结合史籍对《西州图经》所记道路进行了考证。宁欣《唐代敦煌地区水利问题初探》（《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依据敦煌文献对敦煌地区的水渠和对水渠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索。通过实地踏勘的方式对地理文书崐与其它文书史籍记载的瓜沙地区古城、关、道路、驿站、渠道等进行调查考证，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方面以李并成和李正宇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李并成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和《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5年），调查考证的范围包括古城址、玉门关址、军镇和戍址、驿址、古道路、水系等，并对古代瓜沙与河西的开发史和绿洲变迁、沙漠化等具有显示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李正宇调查考证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时期敦煌县的疆域、四至、绿洲范围、耕植面积、水利灌溉网络、诸山位置等，绘制出了敦煌塞城、唐宋时期敦煌十二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五代沙州归义军辖境诸山位置关系图。李正宇有关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敦煌史地新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因材料所限，这一阶段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政治史的论著仍然不多。黄惠贤《＜常何墓碑＞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期1980年）和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分别利用《常何墓碑》保存的资料结合史籍证、补唐初政治史。黄文认为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地位并不象陈寅恪所说的那样重要，郑文则认为陈氏有关常何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黄永年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郭锋《敦煌本“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结合史籍考察了“侯昌叶直谏表”的内容、上表经过、时间及侯昌叶的有关情况。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相关系列论文，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薄小莹、马小红亦曾对唐代勾检制进行过讨论。孔祥星《唐代里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唐代里正的职责与作用，认为唐代里正是乡里基层政权的实际管理者。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研究》1989年2期），探讨了唐代乡的行政职能。
日本东洋文库组织的《敦煌吐鲁番经济资料丛刊》出版的第一种就是“法律文书”，对敦煌法律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校理，并附有文书的图版。刘俊文有关唐代法律文献的系列论文涉及唐代律、律疏、令、令式表、格等方面。还编著了《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辑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档案共50件，并对各件文书都进行了考证、校补和笺释。他点校的《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法制文书。高明士《从英藏CH0045捕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对CH0045捕亡律应为贞观捕亡律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对史籍关于贞观律无捕亡、断狱两卷的记载作出了解说。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利用公式令探讨了唐代尚书省的内部结构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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