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史方面。谢和耐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结合传世记载撰写了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有中译本）。兹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论》，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资料。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29册1959），对敦煌僧尼籍做了精细的考证。竺沙雅章《敦煌の寺户について》（《史林》44-51961）、《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京都31册1961），充分利用英藏敦煌文献中的资料，对敦煌的寺户制度、僧官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苏莹辉《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幼狮学志》5卷1期1966年）和《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论吴法成并非续芝子亦非洪辩和尚》（《大陆杂志》48卷3期1974年），对竺沙雅章等将《吴僧统碑》中之吴僧统与敦煌文书中的洪辩、吴和尚比定为一人提出异议，并试图证明他们是三个人。他关于吴和尚为另一人的证据比较充分，再经上山大峻等进一步论证后已得到公认；但否定吴僧统与洪辩为一人却未举出过硬的证据，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反对。戴密微完成了他运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问题的名著《拉萨僧诤记》（有中译本）。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崇基学报》9卷2期1970年），在欧美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及相关汉藏文资料，对禅宗入藏的历史、地理、年代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胡适依据西方学者新发现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对神会的《坛语》、《定是非论》做了新的校订，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胡适纪念馆1968年），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柳田圣山出版了《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牧田谛亮出版了《疑经研究》。贝利则又发表了《于阗语佛教文献集》。对景教文献的研究有梁子涵《敦煌景教之文献》（上）（《大陆杂志》14卷11期1957年）、《敦煌景教之文献》（下）（《大陆杂志》14卷12期1957年）、《唐代景教译经考》（《大陆杂志》27卷7期1963年）等文，对敦煌文献中的景教文献作了介绍、说明和校录，并据之探索了景教的汉文译经情况。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社会史是这一阶段也有进展。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の研究》（《东方学报》京都35册1964），对上一阶段那波利贞利用较少的英藏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3辑1963年），依据敦煌写本《新集吉凶书仪》和《下女夫词》中的婚礼资料，结合史书、笔记、诗文等考察了送通婚书、新郎迎娶和女家的仪节、男家的仪节等唐代婚姻礼俗，描绘出了唐代婚礼过程，并考证了这些礼俗的渊源。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台湾《史语所集刊》43本2分1971年），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北图藏《姓氏录》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认为这两件族谱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民间族谱，并分析了关于族谱标准论争的社会意义。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分类摘录敦煌变文、敦煌曲、敦煌韵文中的社会风俗资料，加以考释。

法律文献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汇集了第一阶段我国学者研究唐代律、令、式的主要成果。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法制文献的代表作。唐长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中华文史论丛》5辑1964年），首次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英藏《开元户部格》和《神龙散颁刑部格》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资料结合史籍进行了探索。但作者未能考出这两件文书的正确名称，实际此前日本人已考出其中一件为《开元户部格》。

此外，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及传世汉藏文献整理注释《新唐书吐蕃传》，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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