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敦煌陷落最晚与吐蕃进攻河西的路线、河西节度使的进驻使守军增强及唐与吐蕃的通和等因素有关。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辑1962年），指出文书中所记张淮深等归义军节度使的职衔有自称和朝命之别，确定光启三年（887）向朝廷求旌节者为张淮深，推断张淮深在继任后的很长时间内甚至可能终身都未被朝廷授予节度使名义，并对其原因和当时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做了初步探讨。该文还确认莫高窟第9窟张承奉题名的结衔是当时自揽实权的索勋赠与的虚衔；讨论了曹议金的继任时间和卒年；初步考察了归义军与甘州和凉州的关系，认为凉州收复后即属归义军管内，但至张淮深末年，除瓜、沙二州之外，凉、甘、肃等州相继失控。此文虽存在如将文书中的“天福”年号误释为“天祐”等不足，但依据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就较大的文章之一。苏莹辉《瓜沙史事系年》（《中国东亚学术年报》第2期1963年），综合前人著述，以年为经记述瓜沙史事，并依据法国人的提示确定曹元忠卒于公元974年。金启综《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2期），对张议潮团结少数民族、重视农业和水利等巩固政权的措施进行了考察。苏莹辉《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新社学报》2期1968年），对张议潮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进行了讨论，并对张议潮收复河陇的年代和收复各州后献表的年代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对正确理解文献与文书相关记载的差异具有积极意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1970年），考察了张议潮先后派遣的各批专使之姓名、所取道途、抵达长安的日期及上图籍情形等问题；《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旌节辩》（《敦煌学》3辑1976年），认为光启三年向朝廷求旌节者不一定是张淮深，也有可能是索勋或张淮□，指出唐长孺关于张淮深终身未获节度使旌节的推测“似乎言过其实”。此文的前一推论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后一判断却为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所证实。陈祚龙整理出版了对研究瓜沙史事具有重要价值的《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
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二十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和《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苏氏的研究成果在港台和欧日均有广泛的影响。他是这一阶段推动港台地区敦煌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京都31册1961），对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历史做了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石泰安《汉藏边境的若干古代民族》。
对社会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最重要者当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差科簿）、地亩文书、寺院僧尼丁壮眷属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原卷录文，大部分系编者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由于当时许多研究者尚无条件利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故这本资料集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虽然此书在文书的定名和文字的录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传入我国之前，它一直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经济的则有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日野开三郎的《唐代租庸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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