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大的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历史典籍、宗教史文献、法律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贡献最大。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象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的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方面有明显的差距。
二
在第二阶段，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其表现一是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开始与一些国家交换，我国和日本都在这一阶段得到这批缩微胶片。日本京都“西域文化研究会”在1958至1963年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方面的内容。其二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所引》，该目录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比利时瓦雷·普散出版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翟理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了《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63年出版）。由孟列夫主编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在1963至1967年出版。1970年，法国学者编纂的《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也终于出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设立的“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陆续编辑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的“公文书”、“寺院经济”、“文学文献”和“道教文献”四种。这些当然有利于史学工作者对敦煌文献做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3卷11期1961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9卷7期1964年）， 依据文书记载和沙州的地理形势提出寿昌、敦煌并非同时陷落的看法，指出建中二年陷落者应为寿昌。虽然苏氏对敦煌的陷落时间仍沿袭了罗振玉的说法，但其思路对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对戴密微提出的敦煌陷落于贞元三年（787）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得到了包括苏莹辉在内的港台学者和欧洲学者的广泛认同。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41卷9期1970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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