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与唐代有关者有《沙州文录补》公布的《开元天宝残史书》（S．2506），王国维跋云此件系“占家所用历”，“非史家编年书”。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S．2630）和《秦妇吟》（P．3381、S．692）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国维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

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P．4509）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P．2533）和“商书”七篇（P．2516）的录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1916）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P．3315）。《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P．2562）、“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P．2509）、“昭公二十七年直二十八年”（P．2540）、“定公四年至六年”（P．2523）、《春秋谷梁传集解》“庄公、闵公”（P．2536）和《汉书·王莽传》（P．2513）残篇，，罗振玉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

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翟家碑》（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4640）、《释龙辩惠云绍宗等牒》（P．4638）、《沙州乞求遗失经本牒》（S．2140背）、《雍熙二年女弟子程氏戒牒》（S．330）、《尼灵惠唯书》（S．2199）等一些寺院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P．2007）、卷十（P．2004）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S．1857），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P．3884）和《景教三威蒙度赞》（P．384 7）的录文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蒋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蒋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在全面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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