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还发表了《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

    此外，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唐史佚籍有《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籯金》，指出《略出籯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和唐张仁亶《九谏书》。

宗教史方面。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考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陈寅恪《武明与佛教》（《史语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巧为傅会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朱维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18期1947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书反映出的问题。

    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敦煌掇琐》辑录《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货》4卷5期（1936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收罗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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