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942“河西节度使公文集”保存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河西节度管内情况及河西节度使与伊西北庭留后关系的资料，唐长孺最早利用其中的材料探讨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的情况。其后，安家瑶又撰文对该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史苇湘则结合其他材料对文书记述的河西节度使覆灭前的情况做了解说。但由于该文书首尾残缺，以上学者对文书名称、年代和文书中人物的归属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马德在此基础上撰《关于P．2492写卷的几个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认为这件文书应是经过汇集和整理的誊抄文卷，其誊抄时间应在大历元年（766）夏秋之后至大历二年间，其名称应为“河西节度使公文集”。马氏还对史苇湘提出的文书中的“副元帅”和多次出现的“尚书”应为杨休明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问题，仍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作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788）说，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说，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还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5期），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 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王尧、陈践和杨际平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3期），在详尽考证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的同时，也概述了部落设置的一般情况。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杨铭认为敦煌地区的通颊部落管理人身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荣新江《通颊考》（《文史》33辑1991年）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西北史地》1987年2期），考辨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与作用。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陈国灿分析了吐蕃土地赋役与唐制的联系，杨铭对计口授田的渊源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辑），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马德也对这一时期沙州的史事进行过探讨，对部分文书和史事的年代持有自己的看法。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缺正误。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史学汇刊》9卷1978年），推测瓜沙与凉州曾分为二部，张议潮卒后张淮深曾任凉州节度使或曾兼任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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