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归义军社会经济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1期），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户口、土地制度和赋税做了开创性探索，但其有关归义军政权处分土地原则的解说和对文书年代的判定都存在问题。唐刚卯考察了归义军的请田制度。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敦煌学辑刊》1988年1、2期），对归义军时期请射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做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归义军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提出了看法。近年，刘进宝连续发表了《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等系列论文，对归义军时期“布”、“地子”等赋税的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探索，并尝试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材料结合史籍观察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1期），全面考察了唐五代敦煌工匠的称谓、都料的身份以及归义军对手工业的管理等。刘惠琴试图通过敦煌文书中有关纺织物的记载观察敦煌的纺织业。郑炳林对敦煌的酿酒业和种植林业分别进行了探讨。雷绍锋讨论了曹氏归义军使衙雇佣的“牧子”。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主要依靠敦煌籍帐资料重点对瓜沙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

    对莫高窟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成果明显增多。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均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在概略论述莫高窟兴衰历程的同时，着重阐发了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背景。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依据供养人题记，结合敦煌文献、碑刻和史籍，对莫高窟部分洞窟的修建年代进行了考证。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考出了一批曹氏时期洞窟的窟主和修建年代。王惠民《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敦煌研究》1995年1期），考出了文书中记载的独煞神与独煞神堂。马德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唐宋之际西北民族的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归义军政权控制地区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在前两个阶段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以上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资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1期）、《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论述了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资料的价值及与唐宋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的关系。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4期）等系列论文，考察了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在敦煌佛教、敦煌农牧业和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6期），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情况和汉化问题。陆庆夫还尝试依据敦煌写本判文观察唐长安的粟特聚落情况。苏莹辉讨论了慕容氏与曹氏的姻前关系。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1991年4期），认为曾担任瓜州刺史的慕容归盈一系出自吐谷浑慕容氏，并探讨了慕容归盈及其后代与与归义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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