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较早利用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历史的著作之一，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嘉新文化基金会1973年），对以历史为题材的变文进行了探索。苏莹辉《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9期1968年）和《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之续》（《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2卷1期1968年），对王仁俊原书有关历史文书的按语有所补正。
第二阶段我国学者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发展比较平缓。与国外同行相比，在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
第二阶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港台学者成为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三
在第三阶段，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70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并出版了韩百诗主编的《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画图版》、麦克唐纳夫人等合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和《伯希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韩百诗主持整理）。英国国家图书馆卫泓博士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敦煌文献数据库（网址：http://www.bl.uk/collections/oriental/dunhuang.html），麦肯尼发表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粟特语佛教文献》。苏联则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进入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正在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的文字。
目录方面，法国又出版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册，现在只差第2册正在编辑之中。此外，池田温任责任编集的《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对包括唐代文献在内的敦煌汉文文献做了全面的介绍。
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一道，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在第三阶段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到迅速发展。唐史工作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两个阶段。
对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全面展开。
夏一雄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1·敦煌の自然と现状》、《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和池田温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3敦煌の社会》，对敦煌的各个时期（包括唐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1集1980年）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2集1981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系统考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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