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地处西欧之角，要到达遥远的东方，中间隔着一个非洲。因此，葡萄牙人航海的第一阶段，是探明非洲的情况。从1415年入侵摩洛哥的休达，到1488年迪亚士船队在好望角泊岸，葡人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段路程，为新航路的发现打下了基础。10年之后，伟大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玛率领舰队绕过了好望角，到达东非莫桑比克的索法拉，随后又到了肯尼亚的蒙巴萨和马林迪，从这里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港口卡利卡特。8月，从该处满载香料返航。1499年9月回到里斯本。东方新航路终于发现了，由于这一功绩，达·伽玛受封为海军上将和维迪格拉伯爵。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既是东西交通史上的创举，又是其后100年辉煌的霸权之开端。它于1510年在果阿建立东方殖民总部；1511年控制了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随后在班达群岛建立了香料贸易基地；在东南亚占领帝汶岛，并与泰国、缅甸和日本等国家进行贸易。一时之间，整个东方的海上贸易成了葡萄牙一家独霸的天下。

三、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触

中国是当时葡萄牙东来的主要目标。早在1474年，葡王就从意大利学者中得知中国是一个「富厚无匹」的国家，到中国去「可以致富」(2)，因为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于1508年1月13日，向舰队司令石圭伊拉发出指令，要求他调查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风俗人情、宗教信仰、出口商品等等情况(3)，为同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作准备。

1517年8月15日，葡人啡瑙·比利·达·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领的商业舰队出现于我国珠江口，占领屯门岛，拉开了中国同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葡人一方面同中国开展贸易，与此同时，它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一个代表，给中国带来了两份见面礼：天主教与佛郎机铳。

天主教是西方文化带给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据记载，葡人初到中国，人们便注意到「其人好读佛书」(4)。当然，这里所说的「佛书」指的是《圣经》，表明葡人船队中有传教士随行。此后葡人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屯门、浪白、上川、双屿港、月港和浯屿等岛屿私自居留，并进行传教活动。亦有一些人领洗入教，穿洋服改洋名，为葡人奔走效劳。这些教民就是屈大均所说的「奸民」：「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发环耳，侏离入群，为之向导，诱之以妇女妖谣，告之以官司重轻，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心腹祸患」(5)。葡人依靠这些「侏离入群」的教民充当耳目和走卒，把东南沿海一带地方，「凡我虚实，皆了然已久」(6)。1521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Pedro)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7)。1520年皮来资(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8)，「时时学其语以为乐」(9)。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10)。又据葡人平托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先后遇见30到40家信奉天主的教徒，有的家庭由中葡人通婚组成。如葡人卡尔伏(Vasco Calvo)娶中国女人为妻，生养了子女，他们向平托背诵了《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和《申而福经》。浪白澳曾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小教堂则有六、七座之多。葡人占居双屿港多年，岛上建教堂多座，教徒数以万计。据说，朱纨1549年铲平双屿港时，「有基督徒一万二千人被害，内有葡萄牙籍八百，俱在35艘小艇及42艘巨舰中焚毙」(11)。以上记载或有夸张之处，但它至少说明，中葡开始接触之初，天主教便已在中国进行了传教活动。

西方文化最早传入中国的另一项是西洋火炮，又称火铳。葡人到东方不久，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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