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 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术。

葡人商船1517年直达广州港停泊，鸣放大炮，铳声如雷，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14)。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 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1521年汪 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 ，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 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15)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 将佛郎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汪 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 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为600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70公斤以上、射程为5-6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16)。明朝采纳了汪 的建议，将火炮「铸造千余，发与三边」(17)。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18)

但这毕竟只是中葡之间最初的文化接触，它没有产生甚么影响。首先，因为开头葡人并不是有意识地传播西方文化，而只是在贸易之中附带地发生文化接触，交往双方都主要是商人。它是很不自觉、很表面的接触，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虽然后来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于1540年上书罗马教廷，请求派教士来华传教。次年，教皇保罗三世便派耶稣会元老圣方济各·沙勿略开辟远东教务。沙勿略曾有在中国实行学术传教的构想，但他进入广州之前，病死在上川岛。由于这一变故，使中国的开教受到影响。当然，除了沙勿略之外，还有一些教士进入了中国活动，可是由于没有稳定的基地，没有周密的计划，个别教士的活动作用不大。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隔阂，因此不可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其次，在中葡早期接触中，葡人的海盗活动和扩张野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厌恶和愤慨。葡人形象恶劣，中葡关系充满火药味，从而导致葡人在东南沿海到处被攻剿驱逐。1521-1522年屯门之战驱逐葡人后，广东厉行海禁。葡人转到浙闽沿海活动。可是1548年，其盘踞多年的宁波双屿港又被中国收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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