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蒋介石，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蒋介石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蒋介石，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在西安事变以前，一贯支持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背信弃义，不但不支持张杨的义举，反而把张学良归于“汉奸“一类，并斥责张学良搞“投机”，攻击和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举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表示：“帝国主义未必同意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苏联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了拉拢蒋介石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减轻苏联所面临的法西斯压力，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蒋介石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苏联积极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住蒋介石的军政大权，以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不愿因为西安事变而引发中国的内战，打乱他们的远东计划。本来对苏联寄予厚望的张学良遇到这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
　　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英美的强烈不安。蒋介石与英美一直“合作”得不错，英美视蒋介石为英美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是牵制日本的最可靠力量。英美不愿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河应钦、汪精卫之流借西安事变之机，挑起新的内战，进而乘机夺取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英美对西安事变表示震惊和不安，不理解张杨为何发动“兵谏”，把张杨的西安事变看作争权夺利之举，曲解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纽约时报》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加害中国，并引起西方对远东权益的焦虑.”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产生严重之影响。”《泰晤士报》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英美大使在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西安方面立即送蒋介石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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