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大使和蒋介石、端纳、宋美龄、宋子文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实力本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实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几名军政大员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个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这是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又一重要原因。

　　英国大使向张学良许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10）蒋介石也向张学良表示“对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同时端纳、宋子文、宋美龄也一再向张学良保证张学良送蒋回宁后在南京的安全，鉴于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张学良认为他们的表态有相当的分量。
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西安事变前夕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所接触，并实现了局部停火，互不侵犯，和平相处。随后还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相互声援，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的通电还是感到十分意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事变，随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并随即做出了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兵谏”的义举，还决定16日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15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五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这次事变“实乃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告南京政府采纳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周恩来来到西安后，积极穿梭于张杨和蒋介石之间，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周到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1）同时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张杨。政治上，中共大力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澄清社会各界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误解，并尽量争取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同情与支持；军事上，红军主力部署于西安、三原、泾阳，与张杨的军队遥相呼应，防范南京方面对西安的进攻。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与支持，以及与张杨达成的共识：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这增强了张学良冒险亲自送蒋回宁信心。同时让张学良觉得中共是可以依靠的国内和平力量和抗日力量，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领导的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可以成为张学良冒险送蒋回宁后，得以安全归来的保证力量。就像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12）
　　地方实力派虽然对西安事变态度不一，但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大都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南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等均通电支持张杨。这些地方实力派执掌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实力不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无疑这大大加重了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叫板的分量。仅仅中共领导的红军就令蒋介石头痛不已，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未能将其“剿灭”。现在由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这些地方势力派站在西安一边，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不能不考虑报复西安或扣押张学良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问题，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做保障。
　　另外张学良还有一张王牌可以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那就是自西安事变一开始就被扣押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十几名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以及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飞行员等500余人。这些军政大员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张学良一直没有释放这些军政大员是有意的。正如应德田所说的那样：“副司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而不释放这些大员，并不是无意的，并不是把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张学良也曾经说过：“我们这里能让吗？”（13）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要想压迫西安，必须借助军事威胁，这就必须有陈诚、卫立煌等得力干将去为他冲锋陷阵，去为他统率军队。这在后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为副迫西安就范所任命的5个集团军司令中，从西安被放回去的占了4个（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可以得到佐证。另外如果蒋介石没有了这些嫡系军政大员，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领袖地位很难维持；同时，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对哪个派别来讲都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可做空中威慑的军事力量。西安方面将南京方面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扣留下来，当做与南京方面叫板的重要筹码之一，南京方面投鼠忌器，不得不对西安方面谨慎行事，包括是否扣押张学良在内，这就无可否认地使要安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西安方面自始至终都保持团结一致，在张学良没有安全地回到西安以前，不放走南京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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