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禁止大臣参与继承人的选择。

　　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过程中，任何人不得建议推介，选定之后，任何人不得打听议论，要全由皇帝本人确定，并且秘而不宣。选定后，如在位皇帝发现不妥，亦只能由皇帝本人更改调换。”［46］

　　之所以做此规定，是因为大臣与皇子勾结是君权不能顺利继承的重要因素。康熙时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就结党营私，勾结皇子，阴谋夺位。他二人虽先后被贬，但大臣们投靠某位皇子，结成党羽，争权夺位的趋势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历史无数次证明，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品质上是最靠不住的，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只能产生相同的行为；要想改变人的行为，必须先改变制度环境。雍正——这位中国君主制下最杰出的改革家，针对皇子与大臣互相利用，争夺储位的弊端，从三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①剥夺大臣们对“立储”的建议权。

　　所谓“皇位密建制”就是继承人由皇帝一人秘密决定，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绝对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皇帝进言立储之事。须知古代中国直到康熙的几千年间，皇帝就立储咨询大臣的意见或大臣主动向皇帝建议，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雍正此举，真乃“石破天惊”。

　　②绝对禁止皇子与大臣结党。

　　乾隆的几位皇子曾到山西办事，山西巡抚“送鱼数尾”，皇子们不敢接受并报告了乾隆，“送鱼”的巡抚被通报批评。皇子与大臣结党，多数情况下是想通过皇帝所信任的大臣的进言，影响皇帝本人对自己的评价；但也不排除极端情况下，皇子与大臣勾结逼迫皇帝禅位乃至轼君篡位的可能，李世民和杨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另外党派既成，其成员必把小团体利益置于朝廷利益之上，政治遂不能清明。

　　③建立“军机处”，架空“内阁”，取消“相权”。

　　须知皇子一人并不能做成任何事，他必须有大臣的配合；大臣一人也难以成事，他必须有自己的党羽。而大臣能够纠集党羽的前提是必须大权在握，这样才有人主动投靠，他才能安插亲信。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朝廷官员拉帮结派，必须极大地削弱重臣的权力，也就是取消“相权”。

　　（5）皇位密建制在清朝的实行情况及效果

　　“皇位密建制”的创立，既是满汉两族政治智慧的高度结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以雍正的接班人乾隆来说，他开始“尽管也遵循乃父的规例，进行秘密建储，可心目中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妥当的万年不易之规。他曾说：‘此乃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传统的立嫡立长的做法，他十分向往，……只是由于皇后富察氏所生的两个儿子相继早早过世，使他的美好愿望未能得以实现。弘历后来的思想转变，也是因为储位问题引起父子兄弟之间的隔膜猜忌，这才有了醒悟。”［47］此后清朝的皇帝们奉行“皇位密建制”再没有动摇。

　　“从雍正以后若干届皇帝都是根据这种密建制产生的，乾隆为雍正第四子，嘉庆为乾隆第十五子，道光为嘉庆次子，咸丰为道光第四子。从这百余年执行密建皇储的制度看来，这几届皇帝的继承都比较顺利，未发生什么倾轧夺位的重大事件，而且皇子们在未宣布确定的继位人以前，大体上还较为注意检点言行，有所克制，害怕失去可能当选的机会。满洲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君临全国，统治远比本族人口为多的各族人民，在政治上还比较审慎戒备，从本身统治利益出发，也注意到从自己众多的儿子中挑选较能胜任统治的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表现和功罪亦不一，但都还不算是懒惰淫逸的君主，比明代正德、嘉靖、万历这样的昏懵皇帝相比，还是略胜一点的。”［48］

　　把明清两代的皇帝作一比较，“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49］

　　“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50］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建立，到公元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君权继承制的完善经历了近四十个世纪。其间历史之反复曲折，全民族付出代价之大，遭受苦难之多，令人不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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